Page 75 - 《社会》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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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这些福利设施包括宿舍、食堂、诊所、子弟学校、消费合作社、浴
室和运动场,而且产假、工商保险、丧葬补助乃至剧社、乐队、英语课堂
无所不包。天津市社会局留下的天津各业调查资料支持了贺萧这一说
法(吴鸥、陈举、李育桐, 1931 ;吴鸥, 1931犪 , 1931犫 , 1932 )。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天津市社会局的调查中,全市裕元、恒源、宝
成、北洋、华新、裕大等六大纱厂均设有工房,收费一般低于市场价格,
差价由厂方担负,或者达到某种条件则完全免费。裕元纱厂规模较大,
为“本市纱业之冠”,工人 5000 多人,各项福利设施尤为齐备,如医院、
宿舍、饭厅、义地、职工子女学校、补习学校等等,调查者评价说“本厂劳
工生活于天津劳动界,尚较水准,较中小工厂的劳工为优越”。工房一
般由专人管理(吴鸥, 1931犪 )。对天津第二大行业面粉业的调查发现,
全市 6 家面粉公司也全部为工人提供住宿,但机工和小工的住宿条件
多半有所差别,此外需夜工者也提供宿舍(吴鸥, 1932 )。
重庆作为 19 世纪 90 年代才开埠的内陆城市,工商业发展本来远
远落后于沿海港口城市, 1929 年的统计中各业工人仅 12000 余人(刘
大钧, 2010 : 830 ),但在抗战爆发之后,随着国民政府 1939 年底西迁重
庆,大量工矿企业也选择了内迁。据统计,迁入重庆的民营厂矿就有
233 家,加上迁渝的 10 家军政部所属兵工厂,内迁工厂总数达到 243
家(周勇, 2002 : 1009 )。由于不少技术工人也从沿海工业城市迁移而来
或招募而来,为他们提供宿舍也成为一项日益紧迫的任务。根据重庆
市档案馆提供的资料, 1939 年之后重庆各工商企业自建宿舍的渐渐多
了起来, 1938 年以前设有员工宿舍的企业宿舍多为租赁, 1938 年以后
开始动土兴建员工宿舍。总体来看,设宿舍的多为中央机关与市政机
关(如重庆市政府、市财政局)、大型国有企业(如招商局轮船公司、中国
毛纺织厂)、军工企业(如兵工署第十、第廿二、廿三、廿四兵工厂、炮兵
技术研究处等)、官商合办企业(如兴业公司)或者是经营状况好、员工
众多的大型民营企业(如民生公司),尤其是财力雄厚的中外银行(如聚
兴诚银行、金城银行、美丰银行、交通银行、中央银行)。如前所述, 1939
年之后的重庆为陪都所在,国民政府本有督促倡导建设劳工宿舍之意,
制度环境特殊;客观上西迁而来的下江工人、职员及其眷属也需要宿舍
栖身,因此举办劳工宿舍的企业和机关不在少数。根据国民政府社会
部 1947 年底的统计,在重庆当时的 1358 家企业中,有 241 家提供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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