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9 - 《社会》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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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2016 · 2

   仰、习俗及家庭生活的传统意义不以为然,且愈来愈个人主义,敢于追
   求个人幸福,不 仅 是 婚 姻 的 幸 福,还 有 性 方 面 的 幸 福。另 外,阎 云 翔
   ( 2012 )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放松了对人们日常私生活的控制,而
   市场经济和全球消费主义价值观成为小到家庭生活、大到社会变迁的
   支配力量,这使中国出现了与西方相似的情况,例如日常生活中消费主
   义的崛起使农村年轻人为了奢华彩礼而攀比。然而,过度功利的个体
   化使很多年轻人忽视了尊重他人同等权利的义务;私人生活的高度自
   由与公共生活的严格限制,最终导致“无公德个人”的出现。
       尽管中西方个体化发展的脉络不同,但整体而言,个体化已是全球
   趋势。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要求个体有“竞争力”“冒险进取”“弹
   性”“流动”,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影响下的弹性积累制使商品
   日益多样化且鼓励消费,加上新科技(如网络、手机)的出现使欲望生产
   大幅跃进,更强化了现代社会的个体化。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塑
   造了当代社会的图景:一方面,社会普遍个体化,自我变成一个反思的
   事业(人人被鼓励实现自我);另一方面,个体又面临竞争压力,被迫进
   行大幅自我转变。因此,当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运作与社会的自恋文
   化潜质相配合,一旦自我筹划太过用心,万一失败,个体即对过去所爱
   的自我极端否定,就像失去爱人一样,失去意义感,产生自我哀悼,患上
   抑郁症(宁应斌、何春蕤, 2012 )。因此,新自由主义导致外在环境与个
   体化的双重变化,个体心理层面的冲突愈发严重,这为抑郁症的产生提
   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三、抑郁症产生的社会建构

       上文对抑郁症产生的社会结构的分析可以部分解释抑郁症产生的
   原因,但有两方面的局限:第一,社会结构只是精神疾病的促发因素,尚
   不足以回答为何当代普遍的精神疾病是抑郁症而非其他;第二,社会结
   构的转变固然可以被视为引发抑郁症的因素,然而,还需要观察患者与
   周遭网络、环境等多方的互动,其中包含许多复杂的机制及偶然性。社
   会结构只是引发抑郁症的潜在条件,并非一定促使某人得抑郁症。因
   此,社会结构的解释力显然有限。在此状况下,“社会建构”的因素显得
   更为重要。“社会建构”视角讨论抑郁症论述的形成及其背后的知识权
   力关系,以及病患如何参与建构,如何与精神医疗进行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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