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7 - 《社会》2016年第2期

社会· ２０１６ · ２

的强烈情绪，“躁”上扬波动后则无可避免地下沉趋“郁”，即情绪跌至谷
底，缺乏工作的动力。这种分析或许稍显简略，但仍具启发性（宁应斌、
何春蕤， ２０１２ ： １１２ ）。在竞争与流动下耗尽精力的个体，若得了抑郁症，
便成为“不想动的（失能）主体”，这类人不想消费、吃饭或出门，不但退
缩，且恐惧有所作为。在新自由主义高度要求绩效的背景下，缺乏生产
与积极进取的竞争力当然会被视为严重的偏差行为，这也使得抑郁症
愈来愈引人注目（宁应斌、何春蕤， ２０１２ ： １１１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仿效
东亚发展型国家的路径进行赶超，加上本身是人口大国，竞争异常激
烈，效率不断被强调。这无疑会增大人们的压力，产生情绪问题。
以上的分析绝非庸俗的经济决定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影响机
制实际上是一幅复杂的图像，但它并非会使每个人都产生负面的精神
状况。如前所述，中国特色的家庭重组方式也在努力缓解核心家庭解
组后的危机，人际网络对移民的支持具有正向作用，但这些也不都是必
然的。事实上，本文并未否定结构论的贡献，这些社会学变量的影响仍
是处理细致问题的重要参考，但由于全球范围内抑郁症人数不断增加
这个事实，以及后福特主义的弹性积累模式较先前的年代的确带来更
多精神疾病，因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这个宏观的结构仍具解释力。
（二）抑郁症产生的社会心理背景：个体化
个体化的普遍现代心理与抑郁症也有关联。这与资本主义高度发
展，人们逐渐脱离传统社会有关。贝克（ 犅犲犮犽 ， １９９９ ）指出了当代人面
临的窘境：个体化的矛盾。也就是说，一方面，人逐渐从传统的信仰与
规范中解放，但却面临着信仰与规范的丧失，陷入孤立，失去传统社群
网络的支持；另一方面，当代人又面临着许多社会风险。在这种个体化
的矛盾下，人际互动也从“对人的信任”转变为“对系统的信任”，但对系
统的信任（如对各类专家、政府、金融、医疗系统等不得不托付的信任）
却使社会具备高风险且无法预料的特质，人们随时都有焦虑的可能。
这样 的 焦 虑 被 吉 登 斯 （ 犌犻犱犱犲狀狊 ， １９９０ ： ９２ ）称 为 “存 在 性 焦 虑 ”
（ 犲狓犻狊狋犲狀狋犻犪犾犪狀狓犻犲狋 狔 ），即被本体的安全系统是否完好所高度影响的心
理状态。吉登斯认为，本体安全感来源于对周遭社会环境及行动连续
一贯的熟悉度与认同感，而生活中的习惯与惯例是个体生活安全感的
重要来源。全球化背景下的快速变迁，高度不确定性，不可抗拒的环境
变迁或行为变动，如移民、离婚等，都可能使个人产生存在性焦虑，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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