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3 - 《社会》2016年第2期

社会· ２０１６ · ２

业宰制的结构性权力以及病患的结构性劣势处境。然而，这种观点过
多地批判医药供方（包含医生、药商甚至政府）及医疗专业借由建构与
定义疾 病 来 达 成 社 会 控 制 的 效 果 （ 犉狉犲犻犱狊狅狀 ， １９７０ ； 犣狅犾犪 ， １９７２ ； 犐犾犾犻犮犺 ，
１９７５ ），却鲜少正视患者的实质处境（林文源， ２００６ ）。
与社会建构论相反，以下三种观点则将注意力集中在医疗需求层
面（即病患方），补充了社会建构论的不足，因此可被视为是医疗需求方
的社会建构。
第三种观点是医疗人类学的文化解释观。此种观点发现，非西方
社会中很多奇怪的行为在西方常会被医师诊断为精神疾病，但在当地
却有自己的一套解释和因应系统（ 犓犾犲犻狀犿犪狀 ， １９８５ ： ４２９ ）。此观点捕捉
到了非西方文化的作用及其区别于西医的认知功能，有助于我们理解
病患在不同医疗文化中游移 ／犹疑的心理，如抑郁症患者在西医与中医
传统中摆荡的求医行为。然而，此种观点并未关注不受文化影响的病
患行动层次。
第四种观点是现象学视角。该视角反对以生物医学观点将病患的
身体视为功能失调的生物对象，也反对把身体化约为解剖学意义下的
有机体与执行行动的工具（ 犜狅狅犿犫狊 ， １９９３ ： ７６－８１ ）。他们将关注点放
在病患的主观经验上，探索病患的行动、思考与真实的感受以及患病时
身体的历程与意义等。然而，此方法预设“病患观点”与“外部社会”是
二元对立的，忽视了病患“被体验的身体”必须与“医生界定的客观身
体”不断互动才会产生行动的事实（林文源， ２００６ ）。
第五种观点是互动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并不致力于探讨“整体”
社会结构，也不以病患为中心进行有意义的探索，而只关注行动，因而
他们更多地看到病患的权宜之计（包含抵抗），认为病患的认同不是既
定的，而是会挪用工具、组织化的活动、伙伴成员与物资等，为调适自身
而重塑自我或积极地提出另类的“疾病”形构（ 犆狅狀狉犪犱犪狀犱犛犮犺狀犲犻犱犲狉 ，
１９８５ ； 犌狅犳犳犿犪狀 ， １９６１ ： １７３－３２０ ）。此类研究的优势在于关注被边缘化
的行动者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行动，包括抑郁症病患在行动上与西医
抑郁症治疗模式的博弈（尽管成效可能有限）。然而，我们在分析时也
不宜过度关注病患行动，因其行动不可能完全摆脱（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的）结构。
受惠于上述理论，本文在分析时将同时留意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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