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0 - 《社会》2016年第2期

“抑郁症如何产生”的社会学分析：基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视角

郁症终 生 患 病 率 ２ 仅为 ６．５％ ，该比例在所有被调查的国家中是最低
的（ 犅狉狅犿犲狋 ， 犲狋犪犾． ， ２０１１ ）。 ３ 由此，本文要探究的问题是，虽然中国的抑
郁症患者数量在上升，但在国际比较上，为何中国的抑郁症患者比例
（终生患病率）如此之低？
要回答此问题，首先需讨论“抑郁症产生”的社会机制问题，并从社
会理论出发建构出相应的分析框架。目前，对于“抑郁症如何产生”这
一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医学和心理学领域：在医学方面，学者们主要
研究外在压力所引发的大脑病变、遗传基因及荷尔蒙的改变如何诱发
抑郁（ 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犕犲犱犻犮犪犾犃狊狊狅犮犻犪狋犻狅狀 ， １９９８ ）；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则主要
以“性格—压力”视角探讨某些性格（如抗压性低、依赖心重等）遇到较
恶劣的环境压力为何较易引发抑郁（ 犕犪狉犽狅狑犻狋狕 ， １９９９ ）。这些研究视角
强调基因、荷尔蒙或心理微观的内因解释，却忽略了对社会诸环境因素
的细致解释，只是粗糙地将外因全部归于“压力”。华语学界研究抑郁
症的文献大多出自心理学、社会工作及医学等领域，研究重点主要在如

２． 终生患病率（ 犾犻犳犲狋犻犿犲 狆 狉犲狏犪犾犲狀犮犲 ）是指在某评估时间内，在此之前曾患过或当时正罹患此病的
个体数目与评估时的总人口之比。此外，尚有“现患率”（ 狋犺犲犿狅狉犫犻犱犻狋 狔 狉犪狋犲 ）作评估指标，是指在
特定时间段内（通常是某一年期间）正患此种病的个体数目与人口之比。以上两种皆属患病率。
另外，发病率（ 犻狀犮犻犱犲狀犮犲 ）也是一种指标，它表示在一定时间内，一定人群中某病新发生的病例出
现的频率。患病率与发病率的区别在于患病率的分子为特定时间段内一定人群中某病新旧病
例数，不管它是新发病还是旧病，只要是特定时间内疾病尚未痊愈，就记为病例数。发病率的分
子为一定期间暴露人群中新病例人数，暴露人群中任何人新发生某疾病都称为“新病例”。在这
些评估指标中，发病率比例是最小的，现患率居中，终生患病率比例最大。本文以“终生患病率”
为主要指标，而不只局限于该时段抑郁症发生的状况，是因为终生患病率的数据较为全面。
３． 此研究收集了十大高收入国家（比利时、法国、德国、以色列、意大利、日本、荷兰、新西兰、西
班牙、美国）和八个中低收入国家（巴西、哥伦比亚、印度、中国、黎巴嫩、墨西哥、南非、乌克兰）的
数据，总样本数 为 ８９０３７ 。该 研 究 是 根 据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复 合 性 国 际 诊 断 访 谈 （ 犆狅犿 狆 狅狊犻狋犲
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犇犻犪 犵 狀狅狊狋犻犮犐狀狋犲狉狏犻犲狑 ，简称 犆犐犇犐 ）的面访资料进行的，该资料依据精神疾病诊断与统
计手册（ 犜犺犲犇犻犪 犵 狀狅狊狋犻犮犪狀犱犛狋犪狋犻狊狋犻犮犪犾犕犪狀狌犪犾狅 犳犕犲狀狋犪犾犇犻狊狅狉犱犲狉狊 ，简称 犇犛犕 ）第四版中关于重
性抑郁发作（ 犿犪 犼 狅狉犱犲 狆 狉犲狊狊犻狏犲犲 狆 犻狊狅犱犲狊 ）的定义来设计。研究显示，高收入国家人民的抑郁症平
均终生患病率为 １４．６％ ，其中最高为法 国（ ２１％ ），中 低 收 入 国 家 人 民 的 平 均 终 生 患 病 率 为
１１．１％ ，其中中国最低，只有 ６．５％ （ 犅狉狅犿犲狋 ， 犲狋犪犾． ， ２０１１ ）。然而，在这项跨国研究中，中国的样
本主要集中在深圳，此调查是否能代表全中国的状况或许存疑。但不只这份研究显示中国抑郁
症终生患病的比率较低，其他研究，如有学者在北京、上海进行的调查显示，这两个城市的抑郁
症终生患病 率 只 有 ３．６％ （ 犔犲犲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９ ）；一 些 学 者 调 查 的 北 京 只 有 ５．３％ （ 犕犪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９ ）；还有学者调查的昆明只有 １．９６％ （ 犔狌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８ ）。这些研究都是大型调查，同样采用
犠犎犗 的 犆犐犇犐 进行访谈，但都一致地显示了中国城市人群抑郁症的低比例，甚至比深圳的 ６．５％
还低。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抑郁症患病率偏低，这是许多研究已呈现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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