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 - 《社会》2016年第2期

社会· ２０１６ · ２

史作用，故对于经学和史学一些基本问题的辩难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鉴于此，本文尝试进一步引申这一双轨治理体系的讨论，从封建与郡
县、内陆与边疆、教化与政治、官吏与士绅以及传统士人的多重品格等
几个角度，对一些细致的历史逻辑问题加以考察。

二、封建反郡县
最值得注意的是，费孝通有关双轨政治的设论前提，是封建郡县之
变。但在费孝通看来，似乎秦汉以后的历史，就直接在郡县制的既定框
架下衍发了，于是出现了皇权与绅权的判别二分，似乎整体上的治理结
构是依照上下分治的办法确立下来的。这一论断，与具体的历史并不
全然契合。首先，郡县制的由来，虽在西周的封建宗法时代未显端倪，
但自东迁以后，“形 成 数 个 中央 集权之 新军 国，遂有 所 谓 郡 县制度”，
“是纪元前六世纪初叶，县之制或已推行颇为普遍矣”（严耕望， ２００７ ： １ 、
３ ），顾炎武谓：“春秋之世，灭人之国者，固已为县矣”（《日知录》二二郡
县条）。据此说明，所谓封建向郡县之变，乃先为封建内的郡县之变，两
者在义理上大有区别。其次，就制度而言，虽汉托秦制，但封建制的因
素并未消弭，而经历有从双轨向单轨之演变过程。“汉朝一切制度承袭
秦代，殊少变革，惟于地方之统治政策，恢复秦代所已扬弃之封建制度
者，亦事势所迫，不得不尔”（严耕望， ２００７ ： １４ ）。汉初分封经历过从异
姓到同姓的过渡，“但封王之誓不限亲子，故旁系亲属亦得大国，一再传
袭，亲属益疏，弊同异姓”（严耕望， ２００７ ： １９ ），随后的变乱由此产生，武
帝削藩自是当然。因此，汉代之封建有其形，无其实，所谓封建与郡县
的双轨体系并未产生着实的二元治理效果。
上述检讨恰恰说明，封建与郡县虽说是一种权力配置的不同形态，
但其实质的涵义却已超出了单纯权力政治的理解。事实上，中国历代
有关封建与郡县的争执不绝于耳，其间贯穿着起源之追溯、制度之考
辨、义理之疏证等各类论题，在实际政治制度的设计上也相互混融，成
了每个因流弊丛生而致力变革的历史时刻必牵连出的最重大的议题。
究其根本，乃因封建与郡县的争辩，所涉及的绝不仅是政制意义上的权
力结构及其利益冲突问题，亦包含有民情敦化乃至民族融合问题，但甚
为关键的是，“天下国家”之大同理念如何固其本、开其源，如何适应新
的历史情势而得以绵续永祚的文明精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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