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4 - 《社会》2016年第2期

滕尼斯的“新科学”

模式，因为相对于后者，前者表现了“人们之间的持久关系”（ 犜狀狀犻犲狊 ，
２０００ ： ６４ ）的理念。不过按照滕 尼斯（ 犜狀狀犻犲狊 ， ２０００ ： ４４ 、 ５５ ）本人的 说
法，手稿处理这对概念的方式，尚且停留在对“意志关系”进行理论推
理，正如他用同心圆的例子推演的那样，从内圈到外圈，共同体式的关
系在减弱，社会式的关系在增强。
在 １８８７ 年文本里，滕尼斯将“共同体”与“社会”这对概念历史化
了，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盛行于 １９ 世纪末的学说脉络
中，他找到了论述它们的契机。正如滕尼斯指出的，他将“共产主义”和
“社会主义”视作两种经验的文化形式。就此而言，我们试图证明，“经
验”和“文化形式”分别满足了“文化科学”对“经验性”和“整体性”的要
求，也就是说，滕尼斯（ 犜狀狀犻犲狊 ， ２０００ ： ３６ ）是用“文化科学”的眼光去看
待它们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首先从“经验”与“文化形式”这两个概

念的意涵入手，解读 １８８７ 年本文的“标准类型”如何继承了 １８８０ ／ １８８１
年手稿的原则。
第一，在滕尼斯看来，“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是经验的，因为它
们并非像流行标语所宣扬的那样，是“人们的纯粹幻想以及挖空心思想
出来的理想和乌托邦”，相反，“它们应当被理解成现实社会生活的一些
现象”（ 犜狀狀犻犲狊 ， １９３２ ： １０４ ）。“共产主义”学说与“社会主义”学说实际
上呈现了历史 中 相 互 对 立 的 两 种 “人 类 共 同 生 活 的 事 实”（ 犜狀狀犻犲狊 ，
２０００ ： ３３ ），前者对我们而言是已经逝去了的古代文化，后者则是当前
的、正在形成着的现代文明（ 犜狀狀犻犲狊 ， １９７９ ： 犡犡犐犐犐 ）。
伴随着 １９ 世纪欧洲学界不断深化的关于古代族群的历史学与人
类学研究， ５ “过去存在并繁荣过的文化总体”（ 犜狀狀犻犲狊 ， １９７９ ： 犡犡犡 ），即
“共产主义”的面貌被重构出来。 １８８７ 年文本中的“共同体”概念就是
滕尼斯（ 犜狀狀犻犲狊 ， １９７９ ： ２２０ ）立足于“日耳曼民族”的历史，通过对这些
鲜活的材料进行归纳最终得出的“标准类型”。在“共同体的理论”这一

５． 这些研究涉及古代文化的方方面面，包括对古代人种、古代经济制度与形态、古代政治与宗
教模式、法的演变及其现实形态等问题的考察。例如在第一版《共同体与社会》的序言里，滕尼
斯提到了梅因的“古代法”、欧洲早期制度的研究以及基尔克的“日耳曼合作社法”研究对他产生
的至关重要的影响。除此之外，他还提到了巴霍芬关于古代妇女统治以及摩尔根关于亲属制度
与古代社会结构的讨论。在后来写成的《 １９ 世纪德国社会学的发展》一文里，滕尼斯更是详尽
地列举了当时学界对于古代文化的研究成果（ 犜狀狀犻犲狊 ， １９２６ ： ６３－１０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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