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4 - 《社会》2016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６ · １

资源分配；同理，如果只证明现代化程度越高的个体对亲代的供给资源
越少，并不能说明“伦理沦丧”论断成立，因为有可能这是“下位优先型”
的资源分配。正因为如此，对部分研究观察到的“赡养资源供给缺乏导
致养老危机”现象便存在第二种解释，即，个体可能将家庭资源更多用
于对成年子女的帮扶，从而导致对父母供养资源的不足。
已有研究发现，尽管从法律上讲，子女年满 １８ 周岁即已成年，而且
按照习俗，在子女结婚后，“父母的人生任务”也就完成了，但正如前文所
讲，即便是子女成年成家，父母总还是“担心孩子一旦没有父母的支持就
会种不好田、沾染坏毛病、乱花钱等等”（阎云翔， ２００６ ： ２０１ ），于是，“扶上
马再送一程”的心态在父母中普遍存在。特别是当自己的父母（即子女
的爷爷奶奶）身体状态较好，尚能“自食其力”时，父母对成年子女的帮扶
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往往将家庭资源主要用于帮扶成年子女，而不是
供养年老的父母。如果是这样，我们只能说，中国传统上对父母赡养的
那种无条件、尽心尽力的孝道可能是衰落了，但其背后的原因并不是无
公德的个体出现，而是出现了新的家庭代际关系伦理———“逆反哺”伦
理，强调对成年子女的进一步支持与帮助，认为人们出于自私、无公德而
导致的“伦理沦丧”却没有出现。加之一个家庭的资源总是有限的，它在
对成年子女帮扶上的支出必然会降低对父母赡养资源的供给。据此，本
文提出一个与自私假定相对应的竞争性解释，即“家庭伦理转向假设”：
假设 ２ ：现代化程度越高，个体在进行资源代际分配时就越可能成
为下位伦理优先者。
由于资源分配中的下位伦理优先的一个主要表现是对子代的资源
供给大于亲代，同时基于前文假设 １ 的推演过程，假设 ２ 又可以具化为
如下假设：
假设 ２犪 ：个体的教育程度越高，就越倾向于将更多的资源供给成
年子女而非父母。
假设 ２犫 ：与无外出务工经历者相比，有外出务工经历者更倾向于
将更多的资源供给成年子女而非父母。
假设 ２犮 ：家庭中非农收入在总收入中比例越高者，就越倾向于将
更多的资源供给成年子女而非父母。
假设 ２犱 ：与未开通公共汽车的社区内成员相比，开通公共汽车的
社区内成员更倾向于将更多的资源供给成年子女而非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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