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0 - 《社会》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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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与超越“乡土”：费孝通与雷德斐尔德的文明社会研究
孝通也与玛格丽特建立了一个相互合作的模式，即由费孝通根据中文
底稿逐句口译，玛格丽特边记边问，然后写成英文。费孝通与张之毅等
人合作的《云南三村》即是这一期译成英文 犈犪狉狋犺犫狅狌狀犱犆犺犻狀犪 一书
的。 １９４４ 年 ４ 月，费孝通重新回到芝加哥时，更是住在雷德斐尔德的
乡间旧居里写作该书的最后一章，与雷德斐尔德一家“日夕相处，情谊
颇笃”（费孝通， １９７９ ： ３８ ）。
这是费孝通与雷德斐尔德的初次见面。显然在这段时间里，费孝
通有充分的时间与雷德斐尔德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多年以后，费孝通
（ １９７９ ： ３８ ）对雷德斐尔德的女儿还回忆起他们当年见面的情景，说：“我
在三十年代并不认识她的父亲，天各一方，但是到四十年代见面，却发
现我们平行地在研究同一个领域，得到很相近的体会。”
费孝通没有具体说明他们“相近的体会”是什么，但显然，交流他们各
自的田野经验与研究上的得失是他们谈话的重要内容，两人之间的相互影
响也很迅速地在费孝通的工作里体现出来。费孝通对雷德斐尔德的方法
论有强烈的共鸣，他在当时正在进行的 犈犪狉狋犺犫狅狌狀犱犆犺犻狀犪 一书的写作中
很迅速地对雷德斐尔德的研究方法做出了回应。
只有当差异与一个普遍原则相联系时，它才是有意义的，尽
管这一普遍原则可能纯粹只是假设的。早期的社会人类学受进
化论之惠非浅，但是由于这一理论过于简陋，以及那些被称作“进
化论者”的人们头脑过于狭隘，逐渐出现了对这一理论的反作用，
一些对立的思想派别产生了。然而，这些学派并没有能够提供关
于文化的理论，它甚至走得更远，以至于否认了总体研究的可能
性，因而它只是人类学发展史中的一股非建设性力量。如果我们
不满足于使人类学成为一个博物馆标本的大杂烩，就必须努力以
一种更为系统的方法来组织人类学材料。这就是布朗教授多次
提醒的，一个田野工作者首先必须在自己的头脑里装备一个理
论。田野的工作就是检验这一理论。雷德斐尔德教授在尤卡坦
的研究工作是这种类型的田野研究的最好例子。他的著作不仅
是对他所研究的四个社区的描述，仅仅表明它们是多么地与众不
同，而且他还努力使用一个从民间文化到现代文明的文化变迁理
论来解释它们的不同之处。他对变迁过程的定义建立在对这些
社区所进行的具体观察的基础之上，并以能够在其他田野中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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