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7 - 《社会》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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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因此，两个学科之间的距离和界限越来越小。而随着这一时期文
化相对主义与反对种族主义思潮的兴起，所谓文明与野蛮、原始与现代
之间的区隔受到了强烈的质疑，人类学从理论上将其研究对象局限在
“原始”“野蛮”上就成了与自己的学科理念自相矛盾的事情。事实上，对
这一转变的缘由，费孝通（ ２００９ ： ３８５ ）本人表述得非常清楚：
对小农社区的分析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新发展。起先，人
类学的领域局限在所谓的“原始共同体”内。但是，当野蛮和文
明之间的界限，即一个为了证明白人的特殊责任而想出来的理
由，在一个世界性社区的演化过程中日益变得毫无意义的时
候，一些以社会学原则工作的人类学家开始拒绝接受 １９ 世纪
惯例的束缚，并试图获得研究各种类型的人类社区的权利。在
上 １００ 年里，他们很幸运地发展出一种社区分析的技术，这一
技术在许多方面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所使用的方法。从研究
较为封闭、整合得较好的所谓“原始人”的社区开始，社会人类
学家逐渐意识到研究社区居民的全部生活的重要性。
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派克与布朗成了推动这一进程的最得力
的学者。在费孝通（ １９９９犱 ： ９ ）看来，“派克是从社会学这方面去攀近社
会人类学，布朗则是从人类学这方面去靠拢社会学”，他们的学术是“同
调”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结合促成了人类学向
文明社会研究的转变，而《江村经济》与雷德斐尔德关于尤卡坦村的民
族志也因在文明社会研究方面的开拓性而得以和马林诺斯基的特罗布
里恩德人、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安达曼群岛人以及史禄国的西伯利亚
通古斯人的民族志并列，成为这一时期人类学领域最重要的民族志之
一（阿古什， １９８５ ： ５２ ）。 １
二、“类型”与“模式”：乡土社会的多样性
无论是雷德斐尔德还是费孝通，他们在将人类学的这种微型社区
应用到所谓文明社会的乡土社会研究中时，都遇到了一个问题———社
区差异性。
１． 有意思的是，费孝通与这几位都有很深的渊源：马林诺斯基是费孝通的博士论文指导教
授，史禄国是费孝通在清华期间的研究生指导教授，布朗来华讲学时费孝通是他的听众，而雷
德斐尔德与费孝通的关系则是我们本文要着力谈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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