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9 - 《社会》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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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形成，而抑制或阻止那些内在机理与之形成冲突的文化结构。本
文认为，由于抗战创伤叙事受到新中国成立之初所形成的具有普遍意
义的阶级斗争文化创伤的阻碍和约束，因而抗战创伤个案应被认为符
合上述之阻抑情形。
本文的主要任务因此由两方面构成：第一个任务是考查新中国成立
之初赖以形成新集体意识的文化创伤是如何成功建构的。本文认为，激
烈的阶级斗争创伤戏剧（ 狋狉犪狌犿犪犱狉犪犿犪 ）占据了这一时期文化创伤的核
心。换言之，绝对邪恶的阶级敌人被当作旧社会中施害者（ 犲狉 狆 犲狋狉犪狋狅狉 ）
狆
的典型代表，无产阶级受害者（ 狏犻犮狋犻犿 ）所遭受的难以形容的苦难在象征
意义和情感体验上成为广大人民共同苦难的反映，于是广大人民通过一
个跨越民族、国界的新的普世阶级身份而团结起来。
第二个任务是研究抗战的经历如何与“阶级创伤”这个宏大叙事相
融合，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不相融合”（ 狌狀犳犻狋狊 ）。通过考查这个时期公
共领域对抗战的表述，本文将展现抗战作为一种集体创伤的出现如何
受到阶级斗争创伤的有效“抑制”。具体来说，随着阶级创伤在新共和
国时期的不断发展壮大，它逐渐成为话语上坚不可摧的核心和巨大象
征力量，并由此占据了几乎所有的符号空间，使得其他创伤主张无法产
生。由于阶级创伤和抗战创伤两种叙事之间的根本冲突可能抵触阶级
创伤的内在固有逻辑，阶级冲突叙事的强大主导力量决定了抗战叙事
必须屈从于前者。阶级冲突的叙事模糊了民族差别（日本人—中国人、
我们—他们、施害者—受害者），而民族差别对抗战集体创伤的建构至
关重要。

二、新中国的象征性诞生及其创伤的历史

现代国家作为“记忆的集体”，从诞生伊始就表现为各种集体记忆
的集合，并在这些集体记忆的基础上建立集体身份和国家。由于受压
迫和苦难的经历相比辉煌的过去所带来的记忆更具有增强民族团结的
潜力（ 犛犮犺狑犪狉狋狕 ， １９９５ ： ２６７ ），建国神话自然也就往往包含一个以集体创
伤为基石建立的宏大叙事，在这个宏大叙事中，“集体成员认为他们遭
遇了一个极其可怕的事件，这个事件在他们的集体意识之中留下了不
可磨灭的印记”（ 犃犾犲狓犪狀犱犲狉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４ ： １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不例外。毛泽东主席在开国大典前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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