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9 - 《社会》2015年第3期

社会· ２０１５ · ３

的例子是价格双轨制。市场改革使他们控制地产、机器和其他低价格
的公共资产商品化，通过控制银行贷款和对外贸易，管理部门的官员可
以通过控制罚款、许可证、费和税等手段得到好处。对官员而言，这种
与市场经济制度性的联合渠道使其有了将公共资源转化为现金的便
利。对商业精英而言，通过建立有效的联系，有较低社会资本和社会地
位的企业家能够在与官员的紧密关系中得到补偿（ 犠犪狀犽 ， ２００２ ）。因
此，私人企业极力扩展与官僚的利益结合的途径，商业精英选择了安
全、容易建立及有效率的依附主义策略（ 犘犲犪狉狊狅狀 ， １９９７ ： １４１ ），而不是联
合起来与政府博弈。
４． 中央向地方下放权力是新依附关系形成的重要原因
戴慕珍（ １９９３ ）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非集体化、市场改革和地方
官员的权力之间，并非是任何简单而直接的互相联系，她使用“地方政
府公司化整体主义”（ 犾狅犮犪犾狊狋犪狋犲犮狅狉 狆 狅狉犪狋犻狊犿 ）的概念， ６ 来描述地方政
府、企业和社会与社团之间的复杂关系（戴慕珍， １９９３ ： ９９－１３２ ）。经济
的去中心化和地方自主性增强，使地方政府有动力对经济进行协调和
干预，地方权力的增加产生了新的依附和腐败。萧功秦（ ２００８ ： １７５－
２０３ ）把这种现象称为“类苏丹化”，他认为，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的地方庇
护网政治，通过在权力体制内部形成庇护关系，来实现非法的分利化；
市场经济的发展、地方自主性加强、低度的政治参与、社会自组织力量
的缺乏，为地方出现“类苏丹化”提供了条件。而这种官员内部的地方
庇护网络不断自我复制与扩展，及通过潜规则的制度模式化的特征，可
能向整个社会渗透蔓延，其结果是大大降低正式的政治体系的制度化
水平，使整个社会蜕化为“组织依附主义”（萧功秦， ２００８ ： １９５ ）。

三、依附理论对行业协会研究的贡献

由于西方研究的传统，以往对中国行业协会的研究也很自然地涉
及国家—社会关系（ 犉狅狊狋犲狉 ， ２００２ ）。现有的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理论
是西方国家有关行业协会与国家和企业之间关系讨论的两个主流理

６． 也有的将犾狅犮犪犾狊狋犪狋犲犮狅狉 狆 狅狉犪狋犻狊犿 译为“地方国家公司”（王小强：《摸着石头过河：中国改革
之路—对萨克斯和可奈尔的批评》，牛津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７ ）。但戴慕珍使用的 犮狅狉 狆 狅狉犪狋犻狊犿 一
词与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法团主义的概念是不同的。这里直接参照了甘阳、崔之元编，牛津大
学出版社香港中文版的《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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