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1 - 《社会》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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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逻辑进行社会建设。近年来，国家对基层政权所施行的目标管
理责任制中的量化考核、财政资金专项化中的项目管理都是技术治理
的表现。此外，在基层治理中，技术治理典型的表现为愈加要求乡村两
级组织在权力运作中依法行政、讲究程序、讲究民主、按制度办事。包
括项目治理、依法行政、程序主义在内的技术治理方式，旨在限制与规
范乡村组织的权力运作，在实践中对乡村干部的行为起到一定的监督
作用，也加强了基层权力运作的规范性。但是，技术治理却也产生了诸
多的意外后果。
在国家资源输入的过程中，项目下乡主要以财政资金专项化和项
目建设市场化的方式运作。这一资源输入的新方式和新载体旨在通过
国家财政的专项转移支付等项目手段，突破以单位制为代表的原有科
层体制的束缚，遏制市场体制所造成的分化效应，加大民生工程和公共
服务的有效投入（渠敬东， ２０１２ ）。项目制引入了竞争机制，激发了县
际、镇际乃至村际之间的竞争，但由于层级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自
上而下的项目供给脱离自下而上的实际供给需求的表达。基层组织争
资跑项中普遍需要通过行政人缘“关系”和各种直接或者变通的“好处”
来为地方争取项目资源。因此，当下依托于项目制进行的国家资源输
入，无论在哪一个层级进行发包，“一旦权威治理和技术治理有效结合
起来，项目制就会培育出各种‘利维坦’，将技术、资本、信息乃至权力垄
断于一身，对 国 计 民 生 的 未 来 发 展 必 会 产 生 重 大 的 影 响”（渠 敬 东，
２０１２ ： １３０ ）。项目制的运作大多绕开了乡村组织，项目资金一般在县一
级甚至市一级即以招投标的形式直接发包，承包方再直接进入乡村，乡
村干部主要作为项目实施的配合者，而非治理主体。这些项目工程的
质量却没有受到严格的监督，使得项目暴利被一些资源分配者与承包
方层层截留，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效率与质量并没有获得提高，乡村集体
组织所能统筹配置资源的空间却因此丧失。
换言之，国家在输入资源中绕开乡村组织，直接对接分散的农户，
乡村两级组织扮演的只是配合者、从属者的角色，而非一个具有相对自
主性的治理主体的角色。由此带来另外一个问题：缺乏配置资源能力
的乡村干部，也就失去了对农民的动员能力和强制能力，只能依靠农民
建立自觉的合作能力。“一事一议”制度、“四议一审两公开”等制度，均
旨在鼓励农民积极参与协商合作的民主自治，建立现代公共规则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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