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2 - 《社会》2015年第3期

分利秩序与基层治理内卷化

治意识。从实际效果来看，农民的“权利意识”确实获得较大的提升，从
义务本位 走 向 权 利 本 位，但 也 在 这 一 转 型 过 程 中，“无 公 德 的 个 人”
（ 阎云翔， ２００９ ）崛起，一些谋利型的上访户、钉子户等边缘群体迅速崛
起，造成少数决定多数的困局，钉子户等边缘群体的无法治理成为农村
公共品建设的一大障碍。农民合作无法达成，根源在于村民自治是一
种群众性自治。在群众性自治中，民主决策可以遵从少数服从多数的
过程，但是民主决策的落实却是需要一定的强制力作为保障。然而，随
着国家权力从乡村社会不断撤出，行政上的强制力已经无法作为乡村
社会的后盾；乡村社会日益原子化造成社区中原本通过血缘、人情、舆
论等边缘化的机制失去了强制力； ２０ 而随着基层组织配置资源的能力
弱化，利益分配的连带制衡机制也已经弱化乃至丧失。基层组织失去
行政、文化与利益分配三种强制力作为保障，所谓的民主协商治理也就
成为泡影。
对于基层组织来说，技术治理也没能构成对其权力的实质监控，反
而出现了目标替代的现象。这典型表现为程序主义泛滥，乡村干部沦
为执行程序的官僚机器。他们将程序合法作为自己规避责任、消极作
为的借口，“治责”（杨华、王会， ２０１１ ）大大弱化。越来越多的决议通过
投票决定，程 序 虽 然 合 法，但 却 常 常 出 现 程 序 正 义 与 实 质 正 义 的 背
离。 ２１ 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本质上有着内在的联系，并不构成必然的冲
突，程序正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实现实质正义的一个保证。然而，乡村干
部以程序主义作为自己规避责任的砝码，忘却了按照程序办事只是完
成工作目标，为民提供公正、公平服务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
程序正义也并非实质正义的必然保证。
此外，技术治理使得乡村干部的正式权力运作更加规范，但科层
化、行政化运作方式却与乡土社会脱节，使得他们治理能力大为减弱。
面对矛盾冲突，或者消极回避，或者在合法暴力无法使用的时候引入私

２０． 文化上的强制力量在一些宗族地区仍然存在，而在原子化地区基本上已经不存在。
２１． 以低保评选为例，低保名单严格由村民代表进行评选，但评选背后仍然深深嵌入了人情
关系与利益关系的烙印，使得评选结果还是引起村民的很大争议。而当村民提出异议的时
候，乡村干部通常就以“这是村民代表选出来的，我们都按照程序一项一项办”为理由进行辩
驳。这样的答案显然是无法说服老百姓，老百姓需要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合理说法，对此不
满者就会进行上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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