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5 - 《社会》2015年第3期

社会· ２０１５ · ３

弱化。基础性权力无法替代强制性权力，一方面在于基层组织在“压力
型体制”下的目标责任考核中所作出的自利性消极应对，另一方面更在
于国家公共权力在乡村社会的运行受历史和习惯的重大影响，仍然“表
现出一种整体主义的特征，即其强制性和基础性两个方面关联密切，难
以剥离，往往是一进俱进，一退俱退，一荣俱荣，一衰俱衰。即要么以强
制性权力作支撑，基础性权力表现得强而有力，要么当强制性权力受到
约束，或有所减弱之时，基础性权力也相应地被消弱乃至崩解；反之，为
了重新增强基础性权力，似乎又只有再去寻求强制性权力作支撑，哪怕
因此牺牲农民的基本权利”（丁卫， ２００７ ）。
因此，对于国家来说，如何重建国家、基层组织与农民之间的利益
关联机制与制衡机制，从而克服在治理中既能够监督作为中间层的基
层组织的谋利性行为，又能在村民自治的背景下克服少数农民的机会
主义行为，改变“压力型体制”，走出技术治理的困局，将是基层治理消
除内卷化困境的根本。当然，基层社会能否实现“善治”并非是国家或
者正式权力所能单向度锻造的，“技术治理”提出的原初即是对权力“总
体支配”运作的一种监控，并锻造一种官民共同遵守的公共规则，达成
多元主体共同协商治理的目标。但是，在急剧转型的利益流变期，如何
在基层社会实现协商治理，既需要制度规则的引导，更需要拥有实现这
些制度、规则的强制力作为保障，否则，协商治理终究只是一个美好的
幻想，治理也难以逃脱单向度“管理”的意味，无法回归其真正的本意，
甚至难以保证乡村社会的基本秩序。就当前实际情况来说，基层治理
需要在有效性与规范性之间达成平衡，过于强调实用性将会导致权力
运作的规范性遥遥无期，过于强调规范性则是脱离了乡土社会不规则
的现实国情。基层治理绝不是一个应然性问题，而是一个实践性问题，
国家与基层治理转型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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