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4 - 《社会》2015年第2期

民情反思与士人的社会改造行动

以此为契机而形成的文字论交（孙延钊， ２００３ ： １５ 、 １８ ）。 １８６５ 年，正值
俞樾掌教苏州紫阳书院，一时东南士人有“庚戌两紫阳之目”，可见孙、
俞二人的年谊之情对苏南、浙北文人圈学术风尚的影响。
此时的学派汇流体现在乾嘉学派，特别是俞樾家族在永嘉文献校
雠方法上对孙氏家学的助益。从 １８６５ 年孙氏与俞樾、戴望往来书函
看，俞氏新著《平议》二书不仅已为孙氏评阅，同时，孙氏推广永嘉学术
的想法特别得到戴望的支持。戴望致孙氏函札中盛赞永嘉之学术地
位，并称该派既“不淆于心性之空言”，亦“不杂以永康之功利”，可见在
戴氏这位今文家眼中，永嘉学对于突破理学藩篱，转向经世用意的重要
意义。孙氏同年致俞樾札中，难掩获得戴氏支持后内心的振奋，称：“子
高推重永嘉学人，大可感。某欲考永嘉学派，若干俭陋，辛属子高为一
搜讨，晚宋、元、明以来，有非永嘉人而私淑郑、陈、蔡、薛者，尤可责也”
（ 孙延钊， ２００３ ： ６４ ）。
１８６８ 年获参马新贻督幕后，金陵游宦更便利了孙氏父子与苏南、
浙北学人论学。此时孙诒让随父历宦，并进入金陵官书局参与勘书，与
其共事者多为乾嘉学派、扬州学派之硕学鸿儒，如戴望、张文虎、仪征刘
毓崧、刘寿曾。张文虎“精研惠、江、戴、钱诸家之学，尤长比堪”，寿曾
“善治《春秋左氏》”，作为刘文淇之孙，受扬州刘氏家学正传（孙延钊，
２００３ ： ８５ ）。除了在小学方法上推动近代永嘉学派复兴，浙西的钱塘藏
书世家也为典籍佚书的采集搜补提供了便利，如钱泰吉、丁丙等人都曾
为孙氏家族提供过永嘉文献善本。
如果说永嘉学派与乾嘉学派的汇流是以孙、俞二人的同年关系为
带动，以汉学训诂家法为治学传承，那么，它与台州学派之间则是以师
承和姻亲关系为纽带，围绕着校雠、志书研究而展开的。 ２１ １８６７ 年，王
以孙衣言在杭州紫阳书院的弟子以及孙诒让乡试同年的身份造访孙
家，并以临海宋氏辑刊《台州丛书》相诒。翌年，孙诒让为王所纂《九
峰山志》作序（孙延钊， ２００３ ： ７１ 、 ７９ ）。 １８７０ 年，孙衣言提供了宋代杜范

２１． 台州地区的学统建设在同光两朝亦蔚然成风气。台州地处宁绍与温州之间，南宋至明，
兼受朱子理学、陆王心学和永嘉学派多重影响，清代乾嘉时期被风浙东之学。同治初年，黄岩
王氏家族中的学者王将台州理学之真正发端归于明代海宁方孝孺，以气节之学、性理之学、
经济之学、辞章之学将台州地区自晋唐以来的 ３３７ 位学者分为六派，而归学宗于理学，由此，
台州学风出现向理学回归的转向（王， ２００２ ： ２ 、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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