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8 - 《社会》2019年第1期

饮食社交对政治信任的侵蚀及差异分析：关系资本的“副作用”

在以上两个方面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推论： １ ）聚餐上的“信息传播”
更可能降低全体参与者的政治信任； ２ ）宴请中的“目标达成”可能降低
弱势资源拥有者的政治信任，但不一定作用于强势资源拥有者。因为
社会资源的分布是不均衡的，拥有大量社会资源的金字塔上端的人总
是少数。因此，宴请中的“目标达成”会降低多数参与者的信任，保持或
增加少数参与者的信任。基于这两点，我们就可以提出本文的“总体侵
蚀”假设：
假设 １ ：饮食社交总体上会侵蚀居民的政治信任。
在社会转型时期，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中的干部群体是集中代
表“再分配权威”的体制内核心人群，而民营或私企等非国有部门和国
有企事业中非干部的群体代表的是体制外的市场力量和体制边缘的群
体。因此，总体上，干部的身份代表着体制内的资源强势群体，非干部
身份代表着体制外和体制边缘的资源相对弱势群体。据此笔者提出
“体制差异”假设：
假设 ２ ：饮 食 社 交 对 政 治 信 任 的 侵 蚀 效 应 在 非 干 部 人 群 中 更 为
显著。
性别差异很可能会影响饮食社交，改变政治信任的过程。特别是
女性对政治话题关心较少，即便是具有较高学历的知识女性，其政治义
务感仍然很弱，饮食社交中的政治信息流动可能对她们来说不太重要，
甚至有选择地屏蔽和过滤。例如，祝平燕（ ２００７ ）的研究指出，即便是高
校中的知识女性也不太关心国内外大事，她们很少收看新闻联播和午
间新闻，甚至有的人连报刊也很少看。就此，我们提出“性别差异”假设：
假设 ３ ：饮食社交对政治信任的侵蚀效应在男性中更为显著。
代表人力资本的教育程度也可能是侵蚀效应差异化的源头之一。
例如，戴元光等（ １９８８ ）在传播学研究中就提出“态度改变理论”，强调教
育程度高的人更不容易改变观点。就此我们提出“教育差异”假设：
假设 ４ ：饮食社交对政治信任的侵蚀效应在低学历人群中更为显著。
考虑到经济发达地区的城镇中市场的力量相对较强，虽然收入差
异有可能较大，但总体上体制内社会资源和体制外社会资源的对比和
差异比经济不发达地区要小。同时，市场经济发达地区的人的关系资
本积累、维系、动员和汲取的形式，除了通过饮食社交进行，还可能有其
他更为丰富的形式（如一起打球、运动等）。也因此，无论对于关系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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