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3 - 《社会》2019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５ · １

经济和政治合法性的认可；拉德和李普赛特（ 犔犪犱犱犪狀犱犔犻 狆 狊犲狋 ， １９８０ ）认
为，对分配公平的主观认识直接关系到对国家基本经济、政治和社会制
度的认可。而在中国，社会地位获得、职业流动等因素也同样影响对公
平机会的认知（ 犠犺 狔 狋犲 ， ２０１０ ； 犠狌 ， ２００９ ）。二是对政府绩效的体察。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普遍被认为受到政治的影响。因此，对经济增长、社会
稳定等政府绩效的期望和体察就必然成为影响政治信任的重要因素

（ 犕犪狀狊犫狉犻犱 犵 犲 ， １９９７ ； 犎犲狋犺犲狉犻狀 犵 狋狅狀 ， １９９８ ； 犞狅犾犮犽犲狉 ， １９９９ ； 犆犺犪狀犾犲 狔 ，
犚狌犱狅犾 狆 犺犪狀犱犪狀犱犚犪犺狀 ， ２０００ ； 犓犲犲犾犲 ，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７ ）。转型期中国的研究也
是如此。例如，孟天广和杨明（ ２０１２ ）利用 ２００８ 年中国公民意识调查及
政府统计数据发现，公民对政府在经济增长、民生福利、纯公共产品领
域治理绩效的回顾和展望评价都和政治信任紧密相关。三是对政治合
法性的感受。政治合法性基础的质疑、对政治腐败的感受，甚至对议员
官员的私 生 活 评 价 等 等，都 会 直 接 显 著 地 影 响 政 治 信 任 （ 犌犪狉犿犲狀狋 ，
，
１９９１ ； 犗狉狉犲狀 ， １９９７ ； 犆犺犪狀犾犲 狔 犚狌犱狅犾 狆 犺犪狀犱犪狀犱犚犪犺狀 ， ２０００ ）。再有，政治
生活是一个公共过程，当公民很少参与时，他们也就自然对政治难以产
生信任（ 犓犲犲犾犲 ， ２００７ ）。
既然政治信任是一种主观认知和感受，那么，个体改变政治信任就
起码有两种途径：其一，个体可以通过社会网络传播信息、强化印象、印
证流言等方式来改变对政治结果的看法，本文称为“信息传播”途径；其
二，个体还可以动员、汲取嵌入性资源，以和政府人员直接进行互动的
方式来达成工具性目标，进而直接改变对政府人员、政府和政治制度的
信任，本文称为“目标达成”途径。重要的是，饮食社交作为积累、维系、
动员和汲取关系资本的重要形式，完全可以借助两种途径改变人们对
政治的认知。也即，社交聚餐行为可以通过宴席上的信息传播和宴请
的目标达成改变参与者的政治信任。实际上，与社团参与、春节拜年等
其他社会互动行为相比，因为具有网络的广延性、时间上的频繁性和空
间上的近距离互动等特点，社交餐饮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力理论上应该
更大、更显著。
我们进一步来检视饮食社交的具体过程：饮食社交的背景和动机
千差万别，但我们可以将其大致分为“无工具性目的”的聚餐和“有工具
性目的”的宴请。“信息传播”可以作用于任何一种社交餐饮的形式之
中。在宴请聚餐过程中，参加者之间所进行的交流如果涉及政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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