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5 - 《社会》2019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５ · １

两类问题，都会导致实证研究结果本质上并不能辨别社会资本变量对
信任的真实效应（陈云松、范晓光，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 犆犺犲狀 ， ２０１１ ）。例如，在
邹宇春、敖丹和李建栋（ ２０１２ ）的研究中，作者只能强调他们对社会资本
和市民信任格局的描述，仅仅是相关而并非因果推断。
第二，忽视了可能的负面社会效应。在经典社会资本理论中，科尔曼
和波茨等都提出过社会资本可能对他人不利。新近的经济学研究中，

加贝和里恩德斯（ 犌犪犫犫犪 狔犪狀犱犔犲犲狀犱犲狉狊 ， １９９９ ）、阿德勒和关（ 犃犱犾犲狉犪狀犱
犓狑狅狀 ， ２００２ ）都证实了社会资本在特定情境下的负面影响。而在转型
期的中国，“关系”完全可能通过非制度化的途径获取资源上的不正当
优势（张宛丽， １９９６ ）。因此，一方面，对个人有益的关系资本可能对他
人无益甚至不利，也即是关系资本直接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在特定
的情境和特定的方式之下，关系资本赖以生成和改变的过程往往可能
伴随消极的社会影响，也即是关系资本的“副作用”。在中国的社会资
本研究中，尽 管 负 面 效 应 的 观 点 很 早 就 有 学 者 提 出 （周 建 国， ２００２ ；
蔡翥、朱士群， ２００５ ；卜长莉， ２００６ ；杨光飞， ２００６ ），但实证分析仅有针对
企业家群体的寥寥数篇（李永强等，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其实，仅在社会资本
和信任的相关研究中，社会资本解释变量和信任变量之间的负向相关
证据已出现过不止一次，但都因各种原因被忽视了。例如，邹宇春、敖
丹和李建栋（ ２０１２ ）在对广州数据的分析中曾发现，居民的餐饮行为对
警察、居委会干部的信任呈现为负相关，但因这个发现和其正向效应的
研究假设不一致，作者仅在结尾提及几句，未再深究，并且仍强调其正
向效应的假设是合理的。同样，胡荣、胡康和温莹莹（ ２０１１ ）发现了“业
缘社团”因子（也即校友或同学聚会、战友聚会等等）越强，对政府的信
任程度反而越低，但作者还是一笔带过，转而讨论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
第三，忽视了可能的人群区隔。现有文献的分析框架往往是“一步
式”的：完成对“社会资本”和“政治信任”两个相关的操作化变量，以及
一组控制变量的回归分析并报告结果，但这样的分析是基于一个重要
却未必合理的假设：社会资本效应对于人群是均质的。实际上，社会资
本影响政治信任的机制和途径是多元化的，对于不同的人群，社会资本
所起的作用很可能是不同的。假如以饮食社交来对关系资本进行操作
化，分析关系资本如何改变人的政治观点，我们就可以预见：餐桌上的
信息交流可能对教育程度低的人更有效，因为高学历者可能更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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