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0 - 《社会》2014年第6期

政治市场想象与中国国家治理分析

制中，权力不管在“条”上还是在“块”上的渗透都十分深入和广泛，“层
层属地发包”中的权力关系再弱，也不至于弱到可以忽略不计或者看不
见的地步，更何况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条”与“块”高度结合，
难以分离。因此，忽视对权力的分析终归是一个理论缺陷。这个缺陷
不是简单地划定解释范围就能解决的。周雪光模型对权力的高度关注
和集中分析，恰好揭示了被周黎安模型所忽视的另一面，为后续的研究
指出了新的方向。在这个意义上，周雪光模型确实是对周黎安模型的
修正。不过，周雪光的修正仍然是从经验个案出发，并未从国家的政治
性和市场性之间关系的高度对中国“政治市场”的运作规律做出有足够
整体性和普遍性的理论阐述。因此，他对周黎安模型的修正只是一次
从侧面发起的挑战，而不是正面的理论交锋。
从周雪光和周黎安的研究经验来看，要真正理解行政发包制，就必
须对国家的政治性和市场性进行更均衡、更全面的解读。所谓更均衡、
更全面，是指不但要对两个方面予以同等的注意，更重要的是，不要使两
个方面的分析相互脱节，而要有机地结合起来。所谓“行政发包制”，是
“行政”与“发包”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因此，脱离“行政”去讲“发包”，或
者脱离“发包”去讲“行政”，都难得到正解。从这个角度来说，周黎安的
问题在于，他对“发包”讲得很多、很系统，对“行政”却讲得太少、太薄弱，
两个方面严重失衡，结合不佳。这是其理论在今后需要补强的地方。
理论都是一步一步发展的。在理论建构的特定阶段，突出某些方
面而暂时悬置其他方面是完全可以的。但为严谨起见，研究者必须明
确交代自己悬置了什么———实际上是明确自己是在什么范围内和什么
条件下讨论问题———以便他人评估这些悬置可能造成的后果。特别是
当悬置的内容涉及一些争议较大、缺乏共识的问题时，这样做更是必须
的。同样的道理，周黎安可以悬置对权力问题的讨论，但从他的论述来
看，他对所悬置的内容以及因此可能造成的后果并不是太清楚，至少是
没有交代清楚。而权力的形态及其配置，如前所述，是行政发包制的核
心构成要件之一，也是中国国家治理研究中争论最大的焦点之一，能否
悬置、怎样悬置，都需要审慎考虑。如果注意到这一点，他关于“行政发
包制”的论述在从中国古代到当代的各种国家形态之间来回穿梭时就需
要特别小心，因为这些国家形态在权力结构上存在很大差异，只有在对
条件做严格限定之后，才能讨论和比较它们在治理体制上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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