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7 - 《社会》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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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现象的常识。问题在于，在核心概念界定上的模糊性会赋予理论解
释以某种程度的“自由度”，这一方面令理论能够解释的现象很多，但另
一方面却总感觉解释得不够深，不够透。
在周黎安赖以界定“行政发包制”的三个维度中，不仅第一个维度
涉及权力，实际上第二、第三两个维度以及三个维度之间的关系都涉及
权力，因此都需要对国家权力的运作逻辑做更深入的分析。限于篇幅，
这里只讨论了第一个维度，其余不再展开。
周黎安关于国家的政治性即权力运作的分析虽然显得较为粗糙，但
他关于国家的市场性的论述却可圈可点。他借助经济学的概念工具和
研究成果，对联邦制、发包制、行政发包制等现象的区分简洁、准确而精
微。特别是，他不但努力把行政发包制的运作机制概括为一个个命题，
而且尽量给出每个命题的适用条件。社会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揭示
社会运作的机制，而任何社会机制的发生、发展和后果都是有条件的，是
随条件而变化的。不少社会科学理论虽然揭示了某种社会机制，却未能
给出该机制在形成、运作或后果上发生变异的条件，结果导致理论的应
用具有极大的随意性，既不能有效地分析社会现实并接受社会事实的检
验，也不能接受同行的检验，俾使同行知道从何处着手加以修正，从而推
动科学的发展。在这方面，周黎安的研究值得其他学科借鉴和学习。
三、政治市场想象：问题与前景
“行政发包制”理论在权力分析上的不足是经济学分析范式的必然
产物。众所周知，资源配置的效率是经济学学科的核心研究旨趣，而经
济学之所以介入中国的国家治理研究，也正是因为中国在国家治理方
面的表现对经济学来说构成一个严重的悖论：根据流行的经济学理论，
集权意味着低效率，但在过去的 ３０ 多年中，中国中央集权的体制没有
发生根本变化，经济却获得了长期而高速的增长。这一悖论迫使经济
学必须回答：国家治理的效率所从何来？在经济学看来，效率问题本质
上是一个激励问题，即如何对各种交易主体提供有效而正向的激励。
激励从何而来？来源于充分的市场竞争。因此，为了回答国家治理的
效率问题，经济学自然会把国家想象成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系统，而要把
国家当作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系统来分析，从逻辑上说，首先必须把国家
分解成多重主体，于是引出国家的多主体性特征。但众所周知的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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