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8 - 《社会》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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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市场想象与中国国家治理分析
家毕竟不是企业,其构造和运作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因此,经济学再勉
为其难,也不能置国家的政治性于不顾,必须在理论模型中有所考虑。
就这样,经济学关于国家的想象尽管同时涉及市场性、多主体性和政治
性等三个特征,但事实上,市场性才是它真正关注的焦点。
这样一种范式同时规定着经济学在中国国家治理研究中理论建构
的优长和局限。优长表现在,尽管政治学、社会学、公共管理等多个学
科此前已经注意到国家并非铁板一块,其内部不同层级之间、部门之间
同样存在博弈和“交易”,但经济学通过突出国家的市场性,顺理成章而
又系统地引入了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概念工具和分析框架,使得对国家
内部各种“交易”的分析比以前更系统、更严谨、更简洁。局限则表现
在,就像在周黎安理论中见到的那样,它对国家权力运作的复杂性估计
不足,分析不够。
应该说,经济学的政治市场想象确实为研究中国国家治理问题提
供了一个非常有启发性,同时也很有整合性的框架。问题只在于在理
论上如何看待和处理国家的市场性与政治性。在这个问题上,周黎安
与周雪光曾经有过一次直接的理论碰撞,他们的意见值得参考。
与周黎安的理论立足于国家的市场性不同,周雪光理论的特色是
以国家的政治性即控制权分配为中心,将国家内部的控制权分解为目
标设定权、检查验收权和激励分配权,然后以这三种权力在不同条件下
的组合去解析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对于这两种理论模型的异同,周
雪光( 2012 : 75 )说:
周黎安的模型着眼于以上诸种要素(即行政权、预算、内
部控制和人员激励———引者注)间的匹配兼容,而我们的分析
框架强调不同控制权之间的分离和它们在不同组织层次上的
分配组合;周黎安的模型没有直接涉及委托方、管理者和代理
方三者之间权威关系和控制权分配等问题,而这些问题成为
我们理论思路的中心所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控制权理
论是对周黎安行政发包制模型的重要修正和扩展。
由此可见,周雪光也注意到周黎安模型在权力分析问题上的不足,
并力图有所修正。对此,周黎安( 2014 : 18 )回应说:
(两种理论)均强调行政发包制作为区别于科层制或雇佣
制的重要意义,不仅关注正式(或名义)权威,更关心实际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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