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5 - 《社会》2014年第6期

社会· ２０１４ · ６

轨的投资风险，最后都是对社会和政权稳定性的挑战，最后的风险承担
人都是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显然会给予同样的关切。给定这一点，区分
涉民和涉官两种风险的意义何在，况且两者引出的集权和分权的推论
还不一致，这是笔者难以理解的地方，也希望曹正汉能够予以澄清和说
明。
曹正汉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提出了兵民分治的问题，笔者觉得很重
要，但笔者的“行政发包制”理论尚未涉及。确实如曹正汉（ ２０１４ ）所说，
笔者考虑的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隐含的一个假设是兵民可以分治，至
少兵权是控制在中央手里。兵民分治的实施便利了地方分权，或者说
兵权的集中和地方分权有一种互补的关系。
曹正汉（ ２０１４ ）还指出了我们三种理论的共同局限，即我们均未揭
示出国家治理形态在历史上的阶段性和差异性，似乎都是在静态的框
架下讨论治理模式，对这个看法笔者完全赞同。关于中国历史上著名
的“治乱”循环，目前尚难以给出一个动态一致的理论解释。这些都是
非常重要且具挑战性的研究课题，值得进一步探索。

四、对冯仕政的回应

冯仕政（ ２０１４ ）的评论从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出发，站在学科比较
的高度，把经济学关于国家治理的研究置于一个关于国家的“政治市场
想像”之中。“政治市场想像”包括三个特征：国家的市场性、多主体性
和政治性。从这三个特征出发，冯仕政对笔者的行政发包制，同时也对
经济学在这三个维度上的分析进行了评论。
笔者在 文 章 中 提 到 了 行 政 发 包 制 与 霍 姆 斯 多 姆 和 米 格 鲁 姆
（ 犎狅犾犿狊狋狉狅犿犪狀犱犕犻犾 犵 狉狅犿 ， １９９４ ）（后面简称 犎犕 ）之间的理论联系和区
别（周黎安， ２０１４ ）。一是因为笔者在提出行政发包制时确实受到 犎犕
的企业理论的启发和影响，二是为了说明行政发包制的理论渊源，以理
解其发展脉络。在冯仕政（ ２０１４ ）看来，行政发包制如何对 犎犕 的理论
进行转换和发展极为关键，而笔者对此有语焉不详之嫌。在笔者看来，
这个转换和发展应该已经交代清楚。因为行政发包制的三个维度正好
对应着 犎犕 企业理论的三个维度，两者的联系和区别一目了然，至于
为何这样转换，则是基于笔者的分析目的而做出的选择和概括。概念
转换本身没有好坏之分，这本来就是一种类比和借用，关键是看转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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