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8 - 《社会》2014年第6期

再论行政发包制：对评论人的回应

况。笔者的著述（周黎安， ２０１４ ， ２００８ ）均试图去描述近年来中国国家治理
如何开始系统偏离行政发包制并解释其中的原因。
冯仕政（ ２０１４ ）把“行政发包制”理论的贡献与不足进一步提升到经
济学范式的高度。他认为，经济学（包括笔者的“行政发包制”理论）在
国家的多主体性和市场性方面体现了学科分工的优势，但对于国家的
政治性的分析却遇到了短板。其中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学关注资源配置
的效率，而对权力的分析存在先天的不足。
确实，不同学科因其研究对象和领域的专业化分工，各自发展出来
的分析工具呈现各自领域的专用性，比如经济学对于市场的研究，社会
学关于社会组织和权力的研究，但这种所谓的专用性（即优势与劣势并
存）是相对的。在笔者看来，学科之间各有自己的范式，在交叉和重叠
领域，面对相似的研究对象时，其实更多是竞争性关系。检验理论好坏
的标准不是领域的属性（是否属于学科传统的强项或弱项），而是理论
是否以简约的方式内在一致地解释问题和现象的能力，这个能力包括
解释现象的多样性、深度和原创性（笔者后面会详细讨论）。其实，关于
公司和国家治理以及组织内的权力关系经济学有大量的研究，并专门
发展出组织经济学这个研究领域，很难说在这些领域的研究经济学是
落后于社会学或政治学。这里我们只能就事论事，具体到一个确定的
现象和问题，然后讨论哪一种理论更简洁和更有解释力才是有意义的。
当然，关于组织内的权力关系还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对于笔者
的“行政发包制”理论来说，行政与发包的关系以及各种权力的配置，如
冯仕政（ ２０１４ ）和周雪光（ ２０１４ ）所评价得那样，以及张静（ ２０１４ ）强调的
分殊的实际控制权、隐形交换和默许授权，这些都需进一步发展和深
化，这是笔者和对此感兴趣的学者未来努力的一个方向。

五、我们需要怎样的理论

国内实证微观研究的丰足与理论思路的贫乏并存（周雪光， ２０１１ ），
这说明我们需要发展更多的理论来深化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但需要什
么样的理论，如何判断一个理论的价值，相信大家都有各自的尺度。这
里笔者想抛砖引玉，简要谈谈自己对“什么是好的理论”的看法。
笔者认为，好的理论有三个重要标志：第一，连通性和渗透性。一
种好的理论可以将许多看似无关的现象和原来属于不同领域分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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