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7 - 《社会》2014年第5期

社会· ２０１４ · ５

“新移民”的系数大部分不显著，或虽然同样显著为负，但绝对值比“非
市民”的系数有所减小。这就说明，户籍身份的确对移民的公共意识造
成一定负面影响，但事后的户籍身份转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甚至
消除这一负面影响。教育水平与收入水平变量在大多数模型中的系数
显著。总体而言，更高教育水平或收入水平的居民，具有更强的自评参
政能力和议政信心，主观上对公共参与效果的预期更为消极，并且具有
更强的公共意识。但是，在绝大多数的维度上，教育并没有显著改变不
同户籍身份群体间公共意识的差异。仅有的差异是，在非市民中，教育
水平高的居民更倾向于认为“政府不应干涉公共场所发布批评政府的
言论”（模型 ６ ）和“老百姓不应该服从政府”（模型 １０ ）。
接下来，我们考察反映公共参与方面的客观行为表现。表 ５ 的因
变量是“是否参加过居委会投票”和“没有参加投票者是因为何种具体
的原因而未参加投票”。在表 ５ 中，“非市民”一次项系数在模型 １ 中显
著为负，这说明，与“原市民”相比，他们的确更少参加居委会选举，“新
市民”的情况也是如此，而其系数的绝对值有所减小。从模型 ５ 可知，
“ 非市民”更少参加居委会选举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很难获得参选资格，
但“新市民”并非如此。这说明，户籍身份的确影响了城市居民的公共
参与，现有制度约束是导致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令人疑惑的是，具有
高教育水平和高收入水平者更不可能参加居委会投票（模型 １ ），尽管
参选资格确实是随收入及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更可能获得的（模型 ５ ），
但高收入水平者更会因为不了解候选人而不投票（模型 ４ ），而高教育
水平者则更因为没时间而不投票（模型 ６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教育
或收入并未削弱户籍身份对公共参与的影响，仅仅会降低非市民因为
无资格而不投票的概率（模型 ５ ）。
在表 ６ 的业委会选举模型中，“非市民”或“新市民”的一次项系数
情况与表 ５ 类似，同样反映出户籍因素对公共参与的制度性约束。具
有高教育水平者依然更不参加业委会选举，也没有表现出教育水平提
高会减少户籍身份对业委会选举参与度的负面影响。
在问卷中，受访者也被问到，在过去一年中是否参加过所处社区的
一系列活动。这些活动包括：参加居委会或业委会工作、向居委会或业
委会提建议或意见、参加集体上访、参加写联名信、向媒体反映小区问
题和向相关政府部门反映小区问题。表 ７ 给出受访者参加相关社区活

· ８ 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