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2 - 《社会》2014年第5期

移民的呼声

中，教育水平更高的人的确有更高的公民参与频率（陈福平， ２００９ ）。 ５
教育也可能通过推动制度环境的变化而间接地影响人们的行为
［参 见 图 １ 中 的 逻 辑 （ ４ ）和 （ ２ ）］。 博 特 罗 等 （ 犅狅狋犲狉狅 ， 犘狅狀犮犲犪狀犱
犛犺犾犲犻犳犲狉 ， ２０１２ ）认为，因为政府官员害怕受到处罚，所以公民对政府不
当的做法进行抱怨能够改进制度质量。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人会有更
多的报怨，主要有三点原因：第一，具有高教育水平的人更加有社会公
益（ 狉狅狊狅犮犻犪犾 ）的倾向，对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第二，受高等教育的人
狆
更不怕被政府官员报复，因为他们更知道法律规则；第三，教育水平高
的人知道如何更有效地抱怨。如果以此为理论依据，教育是可以消减
户籍身份对公共意识和公共参与的制约的。但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
教育推动制度变革的作用却未必一定很强，这要看讨论的教育和制度
是什么样的制度。如果制度足够强，就会有相当数量的人得益于这个
制度，以至于得益群体有足够强的动机和足够多的人去维护既有制度，
那么，教育推动制度变革的作用就可能会被抵消。同时，如果移民群体
中的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人所受的教育并未使其具有更强的公益倾
向，那么，他们也不会成为制度变革的推动者。本文也将检验个人的教
育水平是否能够消减户籍对公共意识和公共参与的制约作用。要检验
这一点，就需要在经验模型中加入教育水平与户籍身份的交互项。因
为教育和收入水平通常是高度相关的，因此，也应在模型中同时控制收
入水平以及收入水平和户籍身份的交互项。
二、数据、模型与实证结果

本文采用的数 据 是 ２０１０ 年 的中国 综合 社会 调查（ 犆犌犛犛２０１０ ）数
据。本次调查采取的是分层抽样方法，将调查总体分为两大类：一是必
选层，该层总体为入选大城市的市辖区家庭户；二是抽选层，该层总体
为去除必选层市辖区以外全国所有家庭户。本次调查的最终接触样本
量 １７６６４ 个，其中必选层 ４０００ 个，抽选层 １３６６４ 个。在本研究中，我
们剔除了极少量的蓝印户口、军籍和没有户口的样本，进一步将研究对

５． 在这项研究中，因变量主要是通过对几个问题进行因子分析后得到的公民参与因子。其
中，公民参与的活动包括健身体育活动、娱乐文艺活动、同学同乡同行联谊活动、宗教信仰活
动、有助于增进培养教育子女能力的活动、有助于提高个人技能技术的活动和公益义务活动
（陈福平， ２００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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