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8 - 《社会》2014年第5期

移民的呼声

制约。最后，我们还想知道，对于那些并非生来就是本地城市户籍的
人，他们的公共意识与公共参与和其他人相比有何不同？这能够让我
们更好地知道户籍身份的转换对于公共意识与公共参与的作用。
本文的一个基本发现是，户籍差异仅对居民的公共意识造成微弱
的影响，但对非本地户籍人口在公共参与方面的行动明显造成制约，特
别是在那些与制度限制有关的方面。这说明，在不同户籍身份的城镇常
住人口之间，主要不是人的意识差异，而是基于身份的差异通过其他的
机制（可能是制度或对行动结果的预期等）才导致公共参与行为的差异。
在最新的研究中，教育被看做是推进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教育水
平高的人更有可能首先对制度的不合理进行“抱怨”（ 犅狅狋犲狉狅 ， 犘狅狀犮犲犪狀犱
犛犺犾犲犻犳犲狉 ， ２０１２ ； 犡狌 ， ２０１２ ），从而成为制度变革的推动者。本文发现，教育
水平较高的居民的确有更强的公共意识，但教育对于公共参与行动的影
响并不明显。更重要的是，教育的作用在不同户籍人口之间也没有明显
的差异。换句话说，户籍身份对移民公共意识或公共参与的影响并没有
因为移民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有所改变。这一发现说明，当在制度造成的
身份歧视特别明显，并且教育本身也是在既有制度之下形成的条件下
时，教育推动制度变迁的作用也会因此受到局限。此外，本文还考虑了
个人收入水平上升对公共意识与公共参与行动的影响及其在不同户籍
人口间的异质性表现。总体而言，与教育的情况相类似，收入水平的上
升能够增强城市居民的公共意识，但对各类公共参与的影响基本不显
著，且这种影响也没有体现出在不同户籍身份群体中的异质性作用。

一、城市化进程中的公共意识与公共参与：制度、身份与
教育的影响

在中国，快速城市化和户籍制度所造成的城乡分割和城市内部的“新
二元结构”现象同时存在。 ２０１２ 年底，中国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已达 ２．６ 亿，
成为城市移民的主体。在城市化进程中，与农村居民相比，农民工群体对
社会公共品的需求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与此同时，部分农村居民在大学
毕业后留在城市工作，但并未获得当地户籍。即使是城市居民，在发生跨
城市的迁移后，他们也可能仍为非本地户籍人口。这些城市新移民均在不
同程度上面临着户籍身份带来的在公共服务待遇方面的差别。
在城市新移民中，来自农村的移民是从农村的熟人社会进入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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