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41 - 《社会》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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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４ · ２
（ ２０１１ ： １６ ）所说：“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分类方法总是基于一定的规范系统
而使用的；这种分类方法并未考虑到面临多种规范体系定义的复杂性。”
尽管如此，在规范确定的情况下，无论是越轨还是艺术，它们的类
型表都清楚地揭示了名实不符的存在。这与被判断的越轨者和艺术家
并没有什么关系，而与对其做出判断的人密切相关。这就使得我们在
研究越轨和艺术时，单纯关注越轨者和艺术家不再能够站得住脚，尽管
这是越轨研究与艺术研究中的主流传统。
二、单纯关注越轨者和艺术家的局限性
在越轨研究中，早期的犯罪学家认为，罪犯具有一般守法者所没有
的一些生物学特征，如粗壮的体格；后来，则认为罪犯具有普通人没有
的某些心理学特征，如精神错乱（梯尔， ２０１１ ： ４－５ ）。无论是关注生物
学特征，还是关注心理学特征，其共同点都是仅仅关注越轨者自身，试
图从越轨者自身找出越轨的原因。在艺术研究中，柏拉图说：“凡是高
明的诗人，无论在史诗或抒情诗方面，都不是凭技艺来做成他们优美的
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有神力凭附着”（转引自朱光潜， １９７９ ：
５７ ）。康德也说：“天才就是一种天生的心理的能力，通过这种能力，自
然替艺术定规则”（转引自朱光潜， １９７９ ： ３７７ ）。无论是柏拉图的灵感说
还是康德的天才说，它们都将注意力仅仅放在了艺术家身上。
这有什么问题呢？就越轨来说，贝克尔（ ２０１１ ： ６ ）认为，这种研究思
路的缺陷是，“它有碍于我们关注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对越轨行为
的判断过程本身也是越轨现象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部分”。对艺术
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杜尚的《泉》和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只是
日常生活用品，却成了伟大的艺术品。这些艺术品是每个人都可以完
成的，但一般人这么做，估计没有人会搭理，而杜尚和沃霍尔这么做，却
被人崇敬有加。可见，此事并不关乎艺术家，而关乎人们对于艺术家和
艺术品的判断过程。这就使得做出判断之人，也即规范执行者进入了
贝克尔的研究视野。
三、越轨和艺术中的规范执行者
司马迁在《史记》中曾记载了“指鹿为马”的故事。这个故事表明，
即便是一清二楚的事物，在强权的重压下，人们也会对其做出名实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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