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3 - 《社会》2014年第2期

社会· ２０１４ · ２

体悟大过精细的剖析。直觉式的研究对于人类学来说是否有用暂且不
论，但这种方法在哲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中却是由来已久。
直觉主义认识论的代表人物柏格森（ １９６３ ： ２９－３１ ）认为，理智的认识
由于依靠凝固的知觉和稳定的概念，因而不能认识实在的本质。他要说
的是：概念的疆界决定了理智的保守。在“自我”和“人格”的形而上研究
中，理智的短处就更加明显，当符号和概念的分析无法达到目的，就要采
用本能式的“直觉”，因此，柏格森（ １９６３ ： ４ ）宣称，真正的形而上是一门不
用符号的科学。梁漱溟借用了柏格森的“生命”、“绵延”、“直觉”等概念来
说明自己文化研究的理念，他将儒学定义为有关生命的学问，以儒学为
代表的中国哲学则表现出直觉式的认知方式（景海峰， ２００５ ）。因此，中国
人研究中国，特别是研究中国人的心灵、人格和生命体验时，运用直觉是
一种天然的本能，这种方法被梁漱溟（ １９８７ ： １７８ ）尊崇为中学的根本：“现
在的直觉将代理智而兴……理智与直觉的消长，西洋派与中国派之消长
也”。庄孔韶（ ２０００ ： ４９３－５１０ ）则明确提出由来已久的直觉主义方法可以
用在人类学研究中，他梳理了“直觉”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包括中
国文化强调道德和伦理的内省，传统知识分子看重“先觉”，中国思想家
的写作多为“悟出”，而非逻辑论证。按照这样的说法，经典概念“差序格
局”也可被视为直觉主义的结果，费孝通（ １９９８ ： ２４－３０ ）论述这个概念更
多的依靠“省”、“觉”、“悟”的方式，试图在抽象的文化整体之上理解文化
的场域性。
刘新在看待转型期中国人精神层面的变化时，显然也不自觉运用
了直觉主义的方法（或许他自己并没意识到），但从《中国蜃景》的行文
中可以清晰感受到作者先用直觉搭建了一个论述框架，再反过来用多
元的方法和捉襟见肘的田野材料去填充解释。上述的“差序格局”之例
虽为经典，但由于承载此概念的《乡土中国》并非严格的学术作品，“省、
觉、悟”的运用要比刘新的这项研究更加合适，后者的作品形式更应该
符合实证的要求。人类学研究中直觉主义究竟可不可取，如果可取，它
应该是“中国人研究中国”的专利，还是一种普遍适用的方法等问题，只
靠费孝通、刘新等的著作还不足以说明，《中国蜃景》打开了一个讨论直
觉主义人类学的窗口。但无论如何，直觉主义不能成为“田野工作”的
替代品，它只可能是一种方法的补充和提炼观点的工具。

· ２ ２ 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