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9 - 《社会》2014年第2期

社会· ２０１４ · ２

数，并对这些指标参数赋予分数，然后按照分数的高低排序和先后分
房。整个分配方案中最重要的参数包括年龄、人口数、技术职称和行政
级别等。年龄越大，技术职称与行政级别越高，分到的住房面积越大，
住房条件越好（杨鲁、王育琨， １９９２ ）。可见，福利性住房制度并没有塑
造出激励居民购房的机会结构。
城市住房制度改革是由福利性住房制度向商品性住房制度的转
变，这种住房制度环境的变化形成了不同的利益和机遇结构，影响了在
这些 结 构 中 的 城 市 居 民 努 力 实 现 住 房 利 益 获 得 最 大 化 的 选 择
（ 犘狅犾犪狀 狔 犻 ， １９５７ ， １９６５ ； 犅狉犻狀狋狅狀犪狀犱犖犲犲 ， １９９８ ）。在住房改革过程中，由
，
于公房市场与商品房市场双轨制的出现（ 犎狌犪狀 犵２００１ ），是否有机会获
得政府补贴性住房（即公房）及商品房的价格对居民是否进入商品房市
场购房产生了重要影响（ 犉狌 ， 犜狊犲犪狀犱犣犺狅狌 ， ２０００ ）。 １９９８ 年住房货币化
改革后，福利性住房制度逐步终止，从市场购买住房成为居民获得住房
资源的最主要的途径。货币支付能力成为居民能否获得住房的决定性
因素。由此可见，商品房市场的发展带来了两个根本性的变化：一是住
房资源分配机制上的变化。由于市场机制和权力机制代表了资源配置
的两种不同的制度逻辑，住房制度改革中引入市场机制改变了住房资
源的分配机制和住房资源的获得路径。二是住房获得机会结构上的变
化。住房体制改革的发展产生了新的机会，低价购买公房和从市场购
买商品房而拥有住房产权。这两个根本性变化对住房分层产生了重要
影响，首先是直接的因果效应，住房制度改革导致了城市居民获得住房
的规则发生了变化，直接对城市居民住房分层产生影响；其次是新的住
房分层秩序也可能来源于机会结构的变化以及对机会的把握程度。面
对机会，城市居民自我选择购房还是不购房也影响到其在住房分层中
的等级。
城市住房制度改革导致不同时空下城市住房分层机制发生了变
化。住房制度改革前，国家权力机制是影响城市住房分层的主要机制，
城市住房主要通过国家进行再分配。住房制度改革后，城市住房分层
体现了“国家”和“市场”两种力量的联盟，国家权力机制和市场机制对
城市居民的住房分层均产生重要影响，共同塑造了住房分层的局面。
住房改革的受益者基本是那些有更高政治地位或有更好经济条件的
人，以及那些占有组织资源和权力的单位职工（ 犔狅 犵 犪狀犪狀犱犅犻犪狀 ， １９９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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