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2 - 《社会》2014年第1期

群体性事件的情感逻辑

卖地本身也尚未被建构为一个公共问题。但是，随着 ２０００ 年以后 犔 市
城市建设向 犇犎 村所在的 犇 镇扩张，土地快速升值，村民们才意识到可
能已经丢掉了本来端着的“金饭碗”，后悔当初轻易交出土地，而村里答
应过的卖地追加补偿又未兑现，后悔转换为吃亏感，成为了积累怀疑和
不满的大众心理根源。村里的卖地款是怎样用的，如何增值的？村里的
收益与村民还有没有关系？干部有无侵吞公款嫌疑？一系列的疑惑不
断产生。只是因为当时人们并没有证据，疑惑才没有漫延。但是，随着
时间的推移，一些外出打工者注意到其他地方的农民不仅得到了卖地补
偿，而且，还定期享受集体收益分红。两相比照，不公正的认知框架开始
形成，村民们终于意识到应该有所质疑并将这种疑惑表达出来。
可见，不满固然是集体行动的前提，但更为基础的还在于不满的道
义建构。甘姆森（ 犌犪犿狊狅狀 ， １９９２ ： ３２－３３ ）认为，这种道义建构的目的在
于形成一种认知上的“不公平框架”（ 犻狀 犼 狌狊狋犻犮犲犳狉犪犿犲 ），因为只有对“不
公”（ 犻狀 犼 狌狊狋犻犮犲 ）的体认，才有“正义的愤怒”（ 狉犻 犵 犺狋犲狅狌狊犪狀 犵 犲狉 ）基础。所
以，要凝聚“正义的愤怒”，就必须要有对造成不公的指向归因，“即使这
个目标是错误的，并非造成自己现实苦难的真实原因”。客观地说， 犇犎
村民早已不以种地为谋生基础，因此，土地被卖并不能简单地被说成是
生活不佳的根本缘由。但是，不满的人们总会设法去建构自我困境与外
部环境的关联，而在集体经济共同体背景下，这种关联自然会指向村庄
资源配置与自我生活的关系。因此，同等条件下外村与本村的差别，自
然会在村民心中引发“不公”与“被剥夺”的怀疑。尽管这些怀疑一时无
法证实，但只要自我生存处境不佳与村干部非法侵吞卖地公款的逻辑一
经建构，不满和怨愤便会油然而生，抗争的酝酿也因此开始。
人们可以从《我们不是亡村奴》这封由某村民在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 日
向村内散发的公开信中见到这种归因。信中，作者为自己和其他村民
近年来因失去土地外出打工及由此饱受的生活艰辛鸣不平，并揭露村
中的不公现象。比如，村民“辛辛苦苦了一辈子就连个平板房都住不
上”，村干部却“上 ×× 餐室、 ×× 餐厅吃海鲜，记账月结，再划土地当
还”；部分村干部及亲戚承包海上渔场养殖虾、蟹、蚝，村民“只有咽口水
的份，就连想耕种几分地都难如登天”。作者进而质疑“养殖猪场”、“海
马养殖基地”、“ ×× 庄园”、“ ××× 旅游区”等诸多卖地项目的款项及
“ ×× 针织厂”等企业的租金去向，责问“难道这些所谓的村干部们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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