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7 - 《社会》2014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４ · １

烈的情感 和 道 德 刺 激，即 所 谓 的 “道 德 震 撼”（ 犿狅狉犪犾狊犺狅犮犽 ）。 特 纳
（ ２０１１ ： １７２ ）把握到了社会运动参与者将愤怒情绪正当化的特点，并对
人们如何将抗议对象进行道德化否定的过程进行了深入分析。霍耐特
（ ２００５ ： １６９－１７２ ）则认为对个体存在的尊重是重要的道德规范，当个人乃
至群体遭遇蔑视，这种情感伤害往往是促使其“为承认而斗争”，参与社
会运动的动力。从这些分析中不难看到，因受辱而致的愤怒在于侮辱违
背了起码的社会通则。总之，这些分析都揭示出人们是被特定的道义原
则所触动，其愤怒乃至发泄行为的背后都有自身的价值立场。
运动中的情感不仅限于愤怒与发泄，新情感主义还注意到诸如喜
悦、兴奋、悲伤、恐惧、羞愧与骄傲等情绪对社会运动的影响（ 犑犪狊 狆 犲狉 ，
１９９８ ； 犉犾犪犿 ， ２００５ ； 犌狅狌犾犱 ， ２００２ ），并认为运动中的大多数情感其实是可
以被管控的，所以，他们特别强调运动组织者对情感的管理，并且提出，
组织者必须懂得并要善于利用不同情感对成员的不同影响，才能凝聚
内部团结，强 化 抗 议 能 量 （ 犅犪狉犽犲狉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８ ； 犑犪狊 狆 犲狉 ， １９９８ ； 犉犾犪犿 ，
２００５ ）。可见，社会运动的“情感管理”（ 犲犿狅狋犻狅狀犿犪狀犪 犵 犲犿犲狀狋 ）特指运动
组织者为达到目标所进行的情感工作，即一方面引导那些对运动有利
的情感，如激动、喜悦和希望，另一方面则防止恐惧、沮丧、无望等负面
情感对运动的不利影响（ 犑犪狊 狆 犲狉 ， ２００３ ： １７５ ）。另一些研究还为我们呈
现了社会 运 动 组 织 者 从 事 情 感 管 理 的 策 略。 如 古 德 温 和 普 法 夫
（ 犌狅狅犱狑犻狀犪狀犱犘犳犪犳犳 ， ２００１ ）分析了高风险社会运动的组织者是如何控
制和克服恐惧等负面情感的，他们特别强调亲密关系的情感支持以及
情绪氛围浓烈的大众聚会等“鼓舞机制”（ 犲狀犮狅狌狉犪 犵 犲犿犲狀狋犿犲犮犺犪狀犻狊犿狊 ）
的作用。维特尔（ 犠犺犻狋狋犲狉 ， ２００１ ）则 关注 运动 积极 分子 通过情 感策 略
（ 犲犿狅狋犻狅狀犪犾狊狋狉犪狋犲 犵 犻犲狊 ）将诸如恐惧、悲伤、羞愧等负性情绪转化为骄傲、
，
喜悦等利于运动展开的积极情绪的过程。布洛克等人（ 犅犾狅犮 狇 犲狋犪犾． ，
２０１２ ）深化了运动组织者运用情感管理来引导社会运动的研究，他们在
考察 ２００９ 年荷兰、比利时两国民众针对气候变化的抗议活动时发现，
涉及政治问题的运动组织者大多倾向于控制和疏导成员的愤怒，而与
政治相关性不大的运动组织者则更注重唤起成员的愤怒，从而调动参
与积极性。总之，新情感主义明显受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日益强调
“专业化”（ 狉狅犳犲狊狊犻狅狀犪犾犻狕犪狋犻狅狀 ）倾向的影响（ 犕犪犆犪狉狋犺 狔犪狀犱犣犪犾犱 ， １９７３ ），
狆
强调通过各种专业化的动员来提高运动的绩效，因此，也更倾向于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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