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6 - 《社会》2014年第1期

从边缘到主流：集体行动框架与文化情境

可见，在这一 阶 段，“反 高 铁”的主 要诉求 只在 于“不 迁 不 拆 菜 园
村”，希望政府在公共咨询期内听取民意，调整高铁的规划路线，而不是
试图反对和阻止高铁的建设。但到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末，政府在结束对高铁
规划的公共咨询期，敲定最终的高铁规划方案时，村民意见并未被听
取，菜园村依旧要整村拆迁，这一阶段的抗争未取得成效。不仅如此，

菜园村的抗争似乎还是“小打小闹”，了解和关注的人非常有限。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香港城市大学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仅有半数受访者听说
过高铁规划，而赞成这一基建项目的受访者仍占绝大多数（约 ８４％ ）。
村民们既未得到市民的普遍支持，也未盼来政府的积极回应。
对抗争者而言，他们的抗争也确实面临着挑战。一位抗争领袖这
样回忆：
这次运动（指“ ５ · １ ”游行）之后，我们觉得我们能动员起
来的人可能已经到顶峰了，不可能再动员更多的人了。（笔者
问：来参与的都是什么样的人）除了村民之外，基本都是一群
搞社会运动的朋友……我们后来坐到一起做了一次很深入的
检讨，我们觉得不应该再将重点只放在“菜园村”上面，而应该
更多地针对“高铁”。菜园村太小了，我们得在高铁上做多些
文章才行。（与 犔 的访谈，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
在后来的抗争中，抗争者确实将更多笔墨放在“高铁”上。他们逐
渐发展出两条诉求逻辑：一是继续强调菜园村“不迁不拆”的诉求，二是
明确提出“反高铁”，将“高铁”与市民们的共同经验和共同的怨恨情绪
联系起来，将抗争从一个小村庄的事情扩大为和大众切身相关的公共
事件。到 ２００９ 年底，立法会进入高铁拨款的审议阶段，反对者在“反高
铁·停拨款”的口号下进行了连续性的抗争。这个时候，由于涉及立法
会投票，抗争者对政府的攻击也从第一阶段的“咨询不足、决策不公”转
变为在立法会“功能组别”骑劫下的不民主。

四、动员框架：“边缘”与“主流”的切换

从诉求重点的“变”与“不变”，我们大致能看到这场反对运动所经
历的两个阶段。诉求体现抗争者希望带来的改变，是具体直观的抗争
目标。在这场运动中，抗争者的诉求非常明确，“不拆迁”、“不要拨款”
和“不要建造高铁”。但仅有明确的诉求不足以实现动员，抗争者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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