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4 - 《社会》2014年第1期

从边缘到主流：集体行动框架与文化情境

群体或弱势群体表达和争取一些非主流和非主导性的要求和价值（ 犱 ’
犃狀 犼 狅狌 ， １９９６ ），但 在 框 架 化 的 过 程 中，他 们 不 能 挑 战 主 导 性 的 价 值
，
（ 犎犪狉犱犻狀 犵１９８４ ）。他们应以“自然且熟悉”的语言表达他们的“解读包”
（ 犌犪犿狊狅狀犪狀犱犕狅犱犻 犵 犾犻犪狀犻 ， １９８９ ： ５ ），这些“解读包”需以现有文化中的主
流观念和词汇包装（ 犱 ’ 犃狀 犼 狅狌 ， １９９６ ）才容易为大众接受，并带来更好的
动员效果。
所以社会运动领袖可能面临这样一种困境，他们表达的可能是非
主流，甚至是挑战主流文化的价值，但要实现成功动员，又不得不要用
人们普遍熟悉且接受的主流文化方式塑造他们的框架。在香港“反高
铁”运动的动员过程中，社会运动领袖和积极分子即是如此。这场运动
始于因高铁规划引起的一个农村边缘群体的反拆迁抗争。在运动之
初，抗争者要挑战的不仅仅是政府的高铁规划，更包括高铁这个符号所
承载的香港人普遍的“经济人”特性。香港的主流政治文化有物质主
义、个体主义、家庭功利主义、务实主义和政治消极等特征，着重关注个
体及家庭的物质利益，对公共事务和政治参与缺乏兴趣和热情（ 犔犪狌 ，
１９８２ ； 犔犪狌犪狀犱犓狌犪狀 ， １９８８ ）。香港人被描述为“企业家个体”，即为了改
善自己的收入、地位、工作机遇和生活质量，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建立
自己的优势，他们不断追寻资源和新的发展机会（ 犓狌犪狀犱犘狌狀 ， ２００４ ：
２ ），这已经发展成为高度市场化的资本主义体系下香港政府的主要治
理倾向。在这样的文化情境下，象征“经济效益”和“发展主义”的高铁
规划得到社会普遍支持，反对者只是一小部分毫不起眼、被完全边缘化
了的村民。他们的抗争源自与主流文化价值的冲突，但又需要动员受
主流文化价值影响的港人的支持。如何塑造他们的动员框架，并策略
性地处理它和运动所处的文化情境之间的关系，成为社会运动领袖和
积极分子所面临的重要挑战。

三、从“反拆迁”到“反高铁”：抗争诉求的“变”与“不变”

“反高铁”运动始于菜园村村民的反拆迁抗争。 ２００８ 年，政府为了
修建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本文统一简称“高铁”），需要征用该村的
土地。由于菜园村是杂姓“散村”，村民多向“原居民”租地居住，对土地
没有所有权，因此政府在未告知村民的情况下，仅与乡事委员会及当地
原居民代表商议之后便确定了菜园村的征地计划，直到 ２００８ 年底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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