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1 - 《社会》2014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４ · １

来动员有 着 相 似 价 值 观 和 意 识 形 态 的 参 与 者 （ 犛狀狅狑 ， 犲狋犪犾． ， １９８６ ；
犛狀狅狑犪狀犱犅犲狀犳狅狉犱 ， １９９２ ； 犅犲狀犳狅狉犱犪狀犱犛狀狅狑 ， ２０００ ），或重新理解情感
在动员过程中的作用（ 犌狅狅犱狑犻狀 ， 犑犪狊 狆 犲狉犪狀犱犘狅犾犾犲狋犪 ， ２００１ ）。
西方的社会运动理论已经非常成熟，而中国对集体行动，尤其是对
抗争性集体行动的研究尚处于知识积累和理论建构的阶段。有研究者
在这方面做了不少有益尝试，他们关注不同社会群体的抗争， １ 分析特
定的抗争群体如何策略性使用怨恨情绪、政治机会结构、人际网络、动
员策略、媒体和情感等因素进行动员，并使集体行动成为可能。
相对而言，通过分析社会运动中的话语、意识形态或符号性活动，
使用框架化理论来解释动员结果的研究并不多（周明、曾向红， ２０１１ ；
刘春荣， ２０１０ ；程秀英， ２０１２ ；高恩新， ２００９ ；谢金林， ２０１２ ）。然而，每一
个集体 行 动 的 动 员 都 需 要 通 过 话 语、修 辞 和 符 号 等 “话 语 实 践 ”
（ 犱犻狊犮狌狉狊犻狏犲狆 狉犪犮狋犻犮犲狊 ）完成。在动员过程中，社会运动领袖需要赋予运
动相关的事件、问题，以及他们的行动特定的意义，这些意义通过话语
载体传递给潜在的支持者、追随者和反对者。动员者制造和传递意义
以动员他者的过程就是框架化过程。社会运动的框架化过程总是存在
于一定的宏观文化情境中，动员者在制造意义和塑造框架的过程中不
可避免地受到这些情境因素的影响。
文化情境如何影响动员框架的形成和发展，成功的动员框架又是
否会对文化情境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些都被主流框架分析理论忽视。
主流框架分析理论大多将文化情境作为社会运动领袖进行框架化预设
的、稳定的背景条件，研究者虽指出文化为社会运动领袖的框架动员提
供工具或资源（ 犛狑犻犱犾犲狉 ， １９８６ ； 犌．犠犻犾犾犻犪犿狊犪狀犱犚．犠犻犾犾犻犪犿狊 ， １９９５ ），但
提供怎样的工具或资源，以及如何提供却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本文尝
试回答这些问题。本研究选取曾经历显著框架转变的香港“反高铁”运
动来理解文化情境影响动员框架的设计及框架调整的具体机制。这一

１． 主要包括农民（ 犗 ’ 犅狉犻犲狀犪狀犱犔犻 ， ２００６ ；于建嵘， ２００４ ；应星， ２００２ ）、工人（ 犆犺犲狀 ， ２０００ ； 犆犪犻 ，
２００２ ）、城市业主（ 犚犲犪犱 ， ２００３ ；管兵， ２０１３ ）、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直接利益受损个体或群体（俞
志元， ２０１２ ）、环境抗争中的社会群体（冯仕政， ２００７ ）等。根据当代中国集体行动发生发展的
不同阶段，刘能（ ２００８ ）将当代中国集体行动的参与者依次分为：第一个时期以作为传统精英
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主的“社会类别群体”或身份认同群体，第二个时期以下岗工人和抗税
农民为主的“首属社会弱势群体”和第三个时期的以保卫居住环境和土地房屋产权的地方性
居民为主的“地域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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