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3 - 《社会》2014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４ · １

在大多数框架分析中，文化面向是指研究社会运动领袖在动员过程中
所使用的符号、语言和身份等文化要素。研究者的关注点在于社会运
动文化的内部维度，即社会运动领袖在动员时所表达的规范、信念、标
记、身份和故事等文化要素（ 犌．犠犻犾犾犻犪犿狊犪狀犱犚．犠犻犾犾犻犪犿狊 ， １９９５ ）。正是通
过这些文化要素，社会运动领袖向支持者、旁观者和反对者表达怨恨，阐
述集体行动背后的理据，并取得采取集体行动的共识（ 犠犻犾犾犻犪犿狊 ， ２００４ ）。
研究者从分析动员框架本身的特征总结成功的动员框架所需要
素。比如，斯农和班孚德（ 犛狀狅狑犪狀犱犅犲狀犳狅狉犱 ， １９８８ ）总结了三种类型的框

架：“诊断式框架化”（ 犱犻犪 犵 狀狅狊狋犻犮犳狉犪犿犻狀 犵 ）明确运动所针对的问题，“预报
狆
式框架化”（ 狉狅 犵 狀狅狊狋犻犮犳狉犪犿犻狀 犵 ）明确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动机式框架
化”（ 犿狅狋犻狏犪狋犻狅狀犪犾犳狉犪犿犻狀 犵 ）明确具体的行动动机。他们认为，成功的动员
框架需同时具备这三个要素。克莱德蒙斯（ 犓犾犪狀犱犲狉犿犪狀狊 ， １９８４ ）区分了
“共意动员”（ 犮狅狀狊犲狀狊狌狊犿狅犫犻犾犻狕犪狋犻狅狀 ）与“行动动员”（ 犪犮狋犻狅狀犿狅犫犻犾犻狕犪狋犻狅狀 ），认
为前者用来达成动员者与动员对象之间的共识，后者在此基础上说服受
众参与具体运动。另有一部分研究则热衷于描绘已经证实成功的动员
框架的具体类型（ 犅犲狀犳狅狉犱 ， １９９７ ： ４１４－４１５ ）。
主流研究难以回答这样一些问题：社会运动领袖如何确定他们的
动员框架（无论是诊断式、预报式或其他类型）能得到动员对象的共鸣。
它们倾向于认为社会运动组织或社会运动领袖可单方面地决定框架内
容（ 犇狅狀犪狋犻 ， １９９２ ），并总能策略性地塑造成功的动员框架。至于文化如
何影响框架化，以及人们如何理解动员框架，他们是否可能对动员框架
，
做完全不同的解读（ 犛狋犲犻狀犫犲狉 犵１９９６ ： ４－６ ），主流研究对这些问题的回
答并不充分。
无论是动员 者 还 是 被 动 员者，都 是 处 于 更 广 泛 的 文 化 情 境 之 下
（ 犱 ’ 犃狀 犼 狅狌犪狀犱犞犪狀犕犪犾犲 ， １９９８ ： ２０８ ），作为 对现 实和 具 体 事 件 的 “解 读
包”，动员框架必须与现有的文化叙述互相响应才可能实现动员。但文
化情境如何影响框架动员？社会运动领袖如何选择和应用文化情境中
的特定要素塑造成功的动员框架？
对社会运动领袖而言，文化可以是“工具箱“，或者是公共话语的资
源库。社会运动领袖基于自己的判断，“策略性”地从文化这个“工具
箱”中 提 取 意 义 工 具，工 具 或 资 源 提 取 是 否 合 适 决 定 动 员 的 成 败
（ 犛狑犻犱犾犲狉 ， １９８６ ； 犠犻犾犾犻犪犿 ， １９９５ ）。社会运动领袖大多代表社会中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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