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43 - 《社会》2014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４ · １

表的竞争政策而著名。
其次，即使没有上述的概念化混淆的问题，作者将产业政策作为一
个维度纳入本书分析框架也是可以商榷的。从一方面来看，本书的主
体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新自由主义运动，去管制化和国有企业私有化
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侧面，把它作为变量来测量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从
另一方面看，作者界定的产业政策与税收和福利支出政策之间的联系
相比税收政策与福利支出政策之间的联系要弱很多。这样做的结果是
削弱了本书整体分析框架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内在结合程度。如果本书
不把产业政策纳入分析框架，把概念化的注意力集中在税收和福利支
出方面，这本书从任何一个方面而言都会成为一部财政社会学研究的
典范。加进有画蛇添足之嫌的产业政策，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分
析范围，却因为把本来没有紧密联系的各个组成部分硬要概念化在一
起而削弱了整个分析框架的解释力。
最后，在界定“决策机制”这一变量时，本书只是描述性地说明了美
英、德法这两组国家在组内的相似性和组间的差异性，却并未通过明确
的、可测量的维度对这一变量做精确概念化。同时，本书的界定还过于
看重决策机制本身，而没有将存在于这些机制背后的政治体制之间的
区别加以概念化。如果作者借鉴政治学与社会学中比较资本主义文献
关 于 自 由 市 场 经 济 （ 犾犻犫犲狉犪犾 犿犪狉犽犲狋犲犮狅狀狅犿 狔 ）和 协 调 市 场 经 济
（ 犮狅狅狉犱犻狀犪狋犲犱犿犪狉犽犲狋犲犮狅狀狅犿 狔 ）的概念化，在加进政党、政府、工会和企
业各个行动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来讨论争斗型的政治动员和
精英主导的共识这两大类型的区别，其概念化的力度会大大加强。

二、财政社会学光谱中的中国定位

本书对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这一波新自由化浪潮的分析，引出了一个
意义重大的政治力学问题：美英两国之所以出现了大幅度的右转，是因
为二战后 ３０ 年两国的政策格局过于“左”；而大幅度右转之所以没在德
法两国发生，是因为两国的政策已经足够“右”。如果从战后资本主义
长程运动的视野把这个全过程大致分为 １９５０ 年至 １９７９ 年、 １９８０ 年至
２００７ 年以及 ２００８ 年至今这三个阶段，把以上四国在“钟摆运动”中的
应对特点归结为两大模式，并以此作为参照系来理解中国，对我们认识
中国在过去 ３０ 年里走过的道路和目前面临的挑战有极大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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