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44 - 《社会》2014年第1期

制度分析与财政社会学

以波兰尼（ 犘狅犾犪狀 狔 犻 ， ２００１ ）提出的理论框架为分析视角，我们看到，
战后三个不同阶段之间的变化，其背后的驱动力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过
程中贯穿始终的市场与社会之间的“钟摆运动”。一方面，“自律的市
场”不断膨胀，逐渐摆脱对其他社会生活场域的嵌入，用自身的逻辑重
新塑造社会的运行方式，形成“市场社会”；但另一方面，市场力量的大
幅侵袭催生了社会的自我保护意识，人们努力将市场重新纳入到社会
的管控之下，阻止市场力量无限扩张对社会造成的冲击，通过建立福利
制度将人的基本生计从对市场的依赖当中解脱出来。“自由市场扩张”
和“社会自我保护”之间的冲突与较量，正是“钟摆运动”背后的原动力。
如果我们以美、英、德、法这四个国家在“钟摆运动”中的应对特点
来分类，可以看到两大模式。
德、法两国在“钟摆运动”中的应对策略倾向走“中间路线”，避免极
端的大调整。即使是在 １９５０ 年至 １９７９ 年的第一阶段中，两国虽然不
断扩大税收和福利支出的规模，保护各阶层民众的基本生计不受市场
逻辑的侵犯，但与此同时仍然在纳税责任和公共服务的配给方式上弱
化福利国家的再分配属性，为资本与市场活动提供了激励性环境。这
样做的结果是，“中间路线”使社会各阶层均具有相对的满足感，这样一
种政策遗产在社会环境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展现出强大的抗压能力。
因此，即使是在 １９８０ 年至 ２００７ 年的第二阶段，德法两国在面临全球化
全面释放市场力量的冲击时，也没有做出激进的应对。德法模式始终
是在两极之间的中间地带进行相对的微调，表现出一种相对长期的“静
态平衡”的特点。如果我们进一步拓展著者的分析框架，把美英和德法
两种模式的应对策略、决策机制与其政治经济制度相连，我们可以看到，
德法模式的长期静态平衡不仅与精英主导的共识建构有关，而且更与多
党制以及“政府、资方和工会之间的协调”代表的协调市场经济有关。
美、英两国在战后的“钟摆运动”中调整幅度较为激进。为应对以
“大萧条”为代表的市场失败，美、英在 １９５０ 年至 １９７９ 年的税收和福利
支出方面明显地偏向社会保护，其目的是通过再分配属性鲜明的税收
与福利支出政策以及对资本较为严格的管制政策和劳工政策实现社会
正义。但这样的政策结构明显地将社会分化为受益群体和受损群体，
二者利益的明显对立成为后来社会割裂的原因。当受损群体成为社会
主体并在第二阶段的政党政治中被动员起来时，这种政治力量便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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