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47 - 《社会》2014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４ · １

折扣。
虽然中国在税收政策方面取消了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取消了由处
于社会底层的农民负担的农业税，并强化了个人所得税的累进属性，但
税收结构的整体累退性并没有根本改变。作为直接税的各类财产税，
如资本收益所得税、遗产税、针对存量的房产税，目前尚看不到开征的
希望。个人所得税在全国税收中占比过低。同时，征税制度的不完善
也为富人避税提供了较大的制度空间，富人的实际税负还要低于其名
义税负。在福利开支方面，尽管中国已经开始加大在教育、医疗以及退
休保障方面的投入，但是仍然远远不能抵御市场力量的冲击。另外，在
医疗保险、养老保险领域的“福利特权”、“双轨制”以及某些群体享受的
由财政负担的种种“隐性福利”，使得现有福利资源配给的再分配属性
很弱，甚至出现逆向再分配。这一轮财政模式再调整进展之缓慢，让人
不由想起波兰尼曾做出的悲剧预言：“自律市场”的极度扩张，最终很可
能对“能动社会”造成毁灭性影响。这一预言指出了中国目前所面临挑
战的深刻与严峻。
无论是否承认存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没有人能够否认中国政府
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相比于其他国家，中国政府掌握着极多的
资源和强大的干预经济运行的能力，然而中国学界对政府的税收和福
利开支两个方面的社会学研究却严重落后。就此而言，普拉萨德的这
部财政社会学著作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启示。它提示我们，财政社
会学对我们认识中国政治经济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进一步说，本书引起的讨论的价值绝不仅仅限于理论，它对中国未
来财政政策的选择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借鉴。中国自 ２１ 世纪初就早于
世界其他国家进入了战后全球化的第三阶段，开始对 １９８０ 年至 ２００７
年全球化第二阶段中过度释放市场力量造成的负面影响进行再调整。
本书关于财政体制的综合讨论提醒我们，要实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
根本转变，应该把财政体制作为一个重要的改革方向，不仅应在税收方
面加大直接税的比例以促进税负公平，还要进一步加强完善福利支出
方面提供的社会保障并使其分配更为均等化。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
美英模式与德法模式各自的利弊，把握动态平衡与静态平衡之间的平
衡。我们既要看到德法模式在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时所具有的维持
社会稳定的明显优势以及美英模式的剧烈调整给社会带来的转型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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