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46 - 《社会》2014年第1期

制度分析与财政社会学

毕竟社会各阶层的利益都有机会通过政党轮替被代表。中国由于其特
殊情况，不可能通过政党轮替实现不同利益的代表，而且在“钟摆运动”
中又采取调整幅度剧烈的政策范式，财政政策向一个阶层强烈倾斜，这
样就使得在一个特定的政策范式下利益受损的阶层没有机会在国家政
治生活中表达自己的利益。例如，在 １９７９ 年至 ２１ 世纪初的第二阶段
中，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国营企业职工既无法像德法两国的工会那样
通过制度化的资本—工会之间的协商机制来保护自身的利益，也无法
像美英那样通过在选举中支持代表自身利益的政党或者集体罢工等争
斗性的制度化维权手段来保护自身利益。在土地财政中被强行征地而
没有获得合理补偿的农民的遭遇亦是如此。利益受损阶层在国家政治
生活中利益表达渠道的缺乏使得在保护资本的财政体制下产生的政治
张力没有合法的渠道进行有效释放，这就是导致近年来群体事件和个
人暴力事件不断增长的根本原因。
与此同时，保护资本的财政体制带来的收入结构的变化导致新的
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而既得利益集团的壮大又使得中国自十六大以
来的政策范式再调整变得十分困难。在第一阶段，美英两国在倾向社
会保护的政策结构下的经济发展，孕育出了这一政策结构的反对力量：
作为利益受损者的中产阶级不断壮大，在选举中增强了右翼党派的政
治影响，成为两国从第一阶段迈入第二阶段的社会基础。即使是在第
二阶段的新自由化政策范式中，美、英两国利益受损的低收入群体依然
保有相对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和较强的社会动员能力，最终在 ２００８ 年
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以黑人的高投票率保证了奥巴马的胜利当选，成为
推动新一次政策范式再调整的政治力量。而中国的情况与此相反，由
于利益代表机制的缺失，第二阶段释放市场力量的政策调整造成的利
益损害未能孕育出有效制衡和反对市场侵害的政治力量，既有政策遗
产的积弊难以得到及时纠正。例如，在改革开放时期，计划经济体制下
形成的国企工人缺乏制度化的利益代表渠道，在政治上无法有效抵抗
私有化改革带来的冲击。更有甚者，中国在第二阶段实行的保护资本
的财政体制及相关政治制度安排，造就了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并强化了
他们的话语权和政治影响力，成为支持第二阶段财政体制强大惯性的关
键。利益受损者的制度化利益代表的缺失和既得利益政治势力的阻碍，
使得十六大以来中央要进行的向“和谐社会”发展的再调整的效果大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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