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40 - 《社会》2014年第1期

制度分析与财政社会学

主体逐渐成为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对抗型”政策结构之下的利益受损
者。这一趋势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变得十分明显。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
的崩溃和第一次石油危机的爆发，经济进入滞胀状态。日趋严重的通
货膨胀和迅速增加的就业风险极大影响了中产阶级的收入，这大大催
生了他们对“对抗型”政策遗产的不满情绪。在德、法两国，虽然收入结
构也发生了同样变化，但由于“发展倾向型”政策结构本就对中、高收入
群体有利，因而没有为催生社会不满提供条件。德、法虽然同为“发展
倾向型”政策结构，但相比之下法国的“发展倾向”更为纯粹，而德国的
政策结构则含有一定的“对抗型”成分，所以也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中
高收入群体的不满，但远不如美、英强烈。
（三）决策机制：争斗型的政治动员还是精英主导的共识？
政治决策机制是将“社会民意”和“政策后果”连接起来的关键变
量。特定的政治决策机制为政客提供了激发、动员民意并将民意转变
为政策议题的动力和条件。作者在测量这一变量时，主要考察“决策机
制对政客动员民意、进行政治创新的激励程度”，并据此将美、英、德、法
区分为两组。二战后的 ３０ 年中，美英两国均经历了较为频繁的两党轮
替（英国虽为多党制，但二战后的 ５０ 年间从未出现过联合政府，实质上
还是两党竞争），政治竞争十分激烈。激烈的政治竞争不利于政党、政
客之间凝聚共识，为增加辨识度和影响力，政党、政客会不断强化彼此
之间的差异。为构建自身的民意基础，保持公众关注度，政党、政客需
要不断搜寻潜在的、可被动员的民意，构建新的议题平台。激烈的政治
竞争为政客动员民意、寻求新议题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驱动力。美、英两
国社会主体对“对抗型”政策遗产的不满，正是在美国里根竞选团队、英
国保守党为竞选造势的过程中，被充分地动员和“议题化”，最终成为新
的议题平台。可以说，美英两国的新自由化政策，来自于政治决策者在
政治竞争中进行的策略性政治创新。
与美英两国相反，德法两国均为多党制，政党之间需不断寻求联盟
以立足，这就为政治力量之间寻求共识提供了基础。二战后 ３０ 年间，
德法两国政权轮替罕见，政治格局稳定，不存在不断动员民意、谋求新
议题的必要。德法两国政治决策机制的关键特征，是在政治精英主导
下达成共识，而非以政治竞争为目的的民意动员。在具体机制上，德、
法两国各有办法限制政治创新的速度和来源。德国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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