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9 - 《社会》2014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４ · １

存环境之中，而德国的政府—企业协商式监管和法国政府对劳工运动
的限制，体现出对资本的友好倾向。
作者将累进性强的税收结构、再分配属性强烈的福利分配结构、苛
待资本的产业政策概念化为“对抗型”政策结构。美、英同属这一类型。
这一政策结构具有两重后果：第一，对抗型政策结构将“缴纳税收多，获
得福利少”的中高收入阶层和“缴纳税收少，获得福利多”的低收入阶层
置于对立面，将两个社会阶层的关系定义为“争夺发展红利”的敌对关
系。第二，对抗型政策结构下的信息流动方式在认知层面上强化了这
一争夺感。例如，直接税的征收强化了税负痛苦感觉，加剧了本就身负
重税的中高收入者对税收的抵触情绪。又如，救济性的福利项目需要
对被救济者的身份进行清晰识别，这一过程使得社会清楚地知道“谁是
穷人”，为对低收入者的污名化创造了条件。相反，相对累退的税收结
构、再分配属性弱的福利分配结构和资本友好型产业政策构成了“发展
倾向型”政策结构，德、法同属这一类型（法国比德国的“发展倾向”更为
强烈）。在这一结构下，中、高收入者享受经济发展成果较多，低收入者
虽然所得较少但相对满足感较强，造就了个体公民“共享发展红利”的
主观认知。这一政策结构之下的信息流动方式，如间接税的不易察觉
性、全民共享的福利项目对低收入者的“隐藏”作用，进一步模糊了阶层
之间的界限，强化了共享感。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作者对经验材料的概念化与学界的传统观点
完全相反。传统观点认为，美英两国一直更为拥护自由市场和个人主
义，而欧陆各国更加看重强有力的社会保障和公平的次级分配。然而，
作者却指出，就二战后的税收和福利支出的制度安排来看，美英比德法
更加青睐“劫富济贫”的左倾原则。德法的福利国家虽然规模大，但是
从公共资源的索取与分配来看，却更体现出善待高收入者、苛待低收入
者的右倾原则。
（二）社会收入结构：从“金字塔”到“大枣核”
在二战后的 ３０ 年里，美、英、德、法四国均在深化各自政策结构的
道路上前行。那么，“右转”为何会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这一时间点上发
生？为解释这一问题，作者引入了时间维度上的变量———二战后四国
收入结构的变化。随着各国的经济发展，低收入阶层所占比重越来越
小，中、高收入阶层取代低收入阶层成为社会主体。在美、英两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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