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6 - 《社会》2014年第1期

农民工维权意愿的影响模式研究

意愿最强。这显示维权意愿确实与维权能力相关，而维权能力不在于
外出务工时间长短及更换工作次数，而在于实际工作技能提高及工作
职位上升。班组长、领班的维权意愿与普工无显著差异，这或许是因为
班组长、领班已经进入单位的职级序列并激发起其升职的期望，但他们
尚处序列的底层，若想升职必须更多表示对单位的忠诚。
维权活动是农民工经历的重要事件，对其人生观、价值观和法治观
等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一般认为，积极的维权经历评价会助长维权意
愿，而失败的维权经历则可能抑制维权意愿。但从表 ３ 看，维权经历评
价与维权意愿二者关系并不显著。可以说，这是由当下农民工维权的
复杂性和困难性决定的。在当代中国，工人维权行动特别是集体维权
行动，往往被赋予了一定的政治色彩，使之超越了单纯的劳资纠纷性
质，扩大了维权行动的风险（应星， ２００７ ）。农民工维权行动普遍存在维
权成本高、举证难、执行难、仲裁和法律程序设置不合理等制度性障碍
，
（ 犣犺犪狀 犵 ２００５ ； 犜犺犻狉犲犪狌犪狀犱犎狌犪 ， ２００３ ；徐昕， ２００８ ）。即使是成功的维
权经历，其曾经的困难、周折也令农民工不堪回首，从而对新的维权行
动望而却步。
一些经验研究发现，同乡会等社会组织在农民工维权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韩福国等， ２００８ ）。而本研究却发现，参与社会组织数量对于
农民工的维权意愿影响不大。其原因可能是：（ １ ）能够在农民工维权行
动中发挥突出作用的同乡会组织仅是局部地区存在的现象，并没有在
广域范围发挥影响；（ ２ ）局部地区存在的同乡会等社会组织并不具备代
理农民工维权的合法身份，其维权方式、效力、成本等都存在诸多风险，
影响其作用的发挥；（ ３ ）中国社会尚未自组织形成超越地域、族群、阶层
等的系统的农民工维权团体，专注农民工维权的社会组织种类与数量
均偏少，农民工参加各类社会组织的比率整体较低。
农民外出务工过程也是积累与发展其人力资本的过程。虽然务工
资历丰富并不必然意味着人力资本的提升，但人力资本的积累一定与
务工时间长短有关。从人力资本与维权能力之间的关系来看， ９０ 后、
８０ 代、 ７０ 代、 ６９ 前各同期群的维权意愿应呈递增的趋势（改革开放后
最早一批民工潮的主体是 ７０ 代青年农民），这与表 ３ 的统计结果相反。
对此合理的解释在于当下农民工维权制度性障碍的消极影响：尽管国
家已经为劳工维权建构起比较完善的法制体系，但这套制度体系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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