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5 - 《社会》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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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４ · １
统农民工，外出务工目的明确，肯吃苦，抗压力强，只要能顺利赚到钱，
能够容忍一定程度的权益被侵犯。这种从“小皇帝”、“小公主”独特生
活经历出发的解释，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心智成熟与维权意愿的情感
驱动。表 ３ 中各同期群维权意愿近似线性递减的统计结果，似乎完美
解释了在维权制度环境尚不健全情况下，农民工随着年龄增长，其维权
意愿从情感驱动型向理性选择型转变的过程。它明确展示了以 ９０ 后
为代表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外显层面具有比传统农民工更强烈维权意愿
的事实。
按此解释， ９０ 后同期群维权意愿最强烈与他们有较强的相对剥夺
感有很大关系。虽然本文未对何种同期群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横向或
纵向（李培林、李炜， ２００７ ）参照群体展开讨论，但本研究验证了法律认
知水平对维权意愿的显著影响。农民工欲维护受损的劳动权益，需要
一定的劳动法律知识。劳动法律认知不仅使农民工知晓依法维权的方
式与程序，亦决定着农民工对劳动权益的定义。这正如埃利斯（ 犈犾犾犻狊 ，
１９６２ ）所说，人们对诱发性事件所持有的认识和信念才是引起人的行为
反应的直接原因。法律知识不仅有助于提高农民工对劳动侵权事件的
认知能力，而且提高了他们的依法维权的能力，这些均有助于提高其维
权意愿。从“独生子女”生活经历及情感驱动等方面分析 ９０ 后同期群
维权意愿的非理性特征，是目前学界的普遍观点。但是，这在一定程度
上忽略了新生代农民工比较强烈的维权意识的合理性及其与现代文明
的天然联系。从这个角度而言， ９０ 后农民工较高的维权意愿恰恰是其
与现代文明天然联系而产生的某些现代公民气质，而维权意愿被岁月
消磨并走向忍耐与逃避则是现代公民气质缺失的表现。这提示我们，
对心理学解释的过分强调存在风险，需全面认识新生代农民工的维权
意愿特征，并追问农民工维权意愿变动的机制。
（二）务工资历：人力资本的提升与维权能力的增长
郑广怀（ ２００７ ）在一项研究中得出如下结论，资历（包括年龄、工作
职位与工作流动）是影响农民工维权的重要微观因素，这是因为外出务
工时间、工作职位与工作流动增强了农民工的维权能力。但本研究发
现，单纯的更换工作次数，甚至成功的维权经验对于农民工的维权意愿
并没有显著影响，实际发挥作用的是农民工取得的工作职位：普工维权
意愿最弱，技工显著增强，班组长、领班与普工差异不显著，主管的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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