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3 - 《社会》2013年第6期

社会· ２０１３ · ６

本文认为，除了一些学者已提到的农民的维权行动受到来自“权
力—利益的结构之网”的阻隔、特定的村域社会心理属性、村庄生存逻
辑以及村落政治社会结构之外，国家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具有举足轻
重的作用。国家如何塑造抗争政治？黄冬娅（ ２０１１ ）的研究显示，以国
家作为概念变量的研究视角更加关注中国社会抗争的政治根源。换言
之，国家作为制度结构或者行动者，在国家性质、国家建设、政治制度、
具体制度安排、策略选择与回应等方面塑造了中国的抗争政治及其独
特性。从根本上来说，农民维权、上访等问题并不纯粹是一个社会问
题，同时也是一个国家政权建设问题，是政治、行政与治理等多重逻辑
交互作用与缠绕的结果。在实践中，国家与农民之间表现为某种动态
的“策略性均衡”（尹利民， ２０１０ ）：在合法性基础上的，围绕合法性资源
的获取，国家与农民各自都会随着不断变化的局势，利用既有的政策
和法律提供的支持，竭力寻找可能留下的空隙，以决定采用何种策略
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以最好的方式达到各自理想的目标。在此过程
中，他们各自的行为策略相互影响，其过程既是一个基于理性选择的
讨价还价的过程，也是一个以价值或规范为驱动的情感过程。
从根本上来讲，中国政府的政治合法性正在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向绩效合法性转变，这一转变使政府难以遏制民众呼吁“改善民生”和
“寻求正义”的抗争运动，但同时也促使政府积极探寻制度化解决方法，
以降低抗争的政治风险成本（ 犣犺犪狅 ， １９９８ ： １４９３－１５２９ ； 犔犲犲 ， ２０１０ ： ７１ ）。
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全能教化政体（田先红， ２０１２ ），改革
开放后，党和国家试图在市场经济框架下构建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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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犠犪犾犱犲狉 ， １９９５ ；郑永年， ２０１１ ）。此前那种通过超强意识形态灌输来
实现社会动员的总体性支配方式逐渐被淡化，代之以制度化和常规化
的技术治理模式（渠敬东、周飞舟、应星， ２００９ ）。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一
方面，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权利意识日益觉醒，各种利益诉求不断
扩张，给转型中的政治体制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国家需要
稳定来为经济发展提供保障，以巩固权威政体的合法性基础。对稳定
的刚性需求，迫使国家采取各种措施加大维稳工作力度，典型表现为维

７． 参见：郑 永 年 ．２０１１－０７－１２． 中 国 共 产 党 意 识 形 态 的 当 代 转 型 ． 共 识 网， ２１犮犮狅犿．狀犲狋 ：
犺狋狋 狆 ： ∥狑狑狑．２１犮犮狅犿．狀犲狋 ／ 犪狉狋犻犮犾犲狊 ／ 狕 犵狔犼 ／ 犵狇 犿 狇 ／ ２０１１ ／ ０７１２ ／ ３９２０１．犎狋犿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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