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2 - 《社会》2013年第6期

农民维权活动的理法抗争及其理论解释

的“群体性事件”，他自始至终加强对群体的控制（事实上，这个抗争集
体的一切运作完全依赖于薛永颂的筹划和决心），他小心翼翼地并用合
法和半合法手段（在薛永颂那里，他认为这些是“合理”手段），运用有节
制的群体聚集办法，边缘性触响秩序的警铃（组成抗争集体、宣布要上
访），有分寸地扰乱日常生活（拖），以危及秩序的信号（集资建房、承租
水田），不断与征地的有关部门抗衡，并期待以此来唤醒官员解决问题
的诚意。

五、农民维权活动“理法”抗争背后的生存策略和行动逻辑

厦村和薛村的征地事件典型地反映了农民维权活动的“中间地带”
类型特征：既有“隐蔽的抵抗”，也有“公开的对抗”，甚至是“有组织对
抗”，但这种组织的组织化程度很弱；既有抵抗者信誓旦旦要“拿起法律
的武器”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也有基于千百年来的“理”的信念下
对维权活动所做的有张有弛的实践，包括对修复官民关系的心理期待
和行动；一些被研究者称为“草根动员者”的乡村精英的出现，增加了农
民的群体组织性，使其与基层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抗争带有一定性质的
政治行动，但是草根动员者常常边缘地使用“踩线不越线”的手段，控制
其行动过程，尽力使其对秩序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从而规避风险；村
庄的生存规则和运作逻辑，让草根动员者遭受来自政府和村民的双重
夹迫和压力，促使其行动更加步履艰难、小心谨慎。
厦村和薛村农民维权抗争中的“理”和“法”并用，提醒我们农民维
权研究的重点需要从关注“用什么武器”转向“武器为何有效”、“何种武
器更为有效”上去。农民究竟是用“法”还是用别的“武器”完全是基于
具体事件本身的性质和自身对形势的把握和理解（黄振辉， ２０１１ ）。农
民如何“依势博弈”？董海军（ ２０１０ ）提出要将维权对象置于与政府具有
平等主体的视角，尽管仅出于研究视角而非实际存在，但却启发我们进
一步追问，其实农民的任何一次维权行动都会尽力寻找社会资源，力争
以平等的对话主体与抗争对象（以基层政府为代表）抗争，拓展维权空
间，以期获得最好的结果。那么，作为“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末梢的
农民群体，哪些因素影响他们拥有与政府平等的对话主体资质，农民如
何获得与政府平等的主体地位以展开“平等”的维权活动？这些是理解
农民维权行动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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