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6 - 《社会》2013年第6期

农民维权活动的理法抗争及其理论解释

极大左右和影响乡村社会成员之间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互动方式。
甚至，“气”作为中国社会中一种特殊的情感体现方式，也是我们理解中
国人求取安宁与直面冲突的一个重要枢纽（陈柏峰， ２００７ ；应星， ２００７犫 ，
２００９ ），是具 有 中 国 乡 土 本 色 的 社 会 行 动 再 生 产 的 推 动 力 量 （应 星，
２０１０ ）。因此，当农民遭受利益侵害时，是否维权、如何维权、维权到什
么程度，除了主体利益受损和权利意识程度等因素的作用，还必然要受
制于主体所处社会的制度、文化、惯习和人际关系网络的影响，国家更
是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在这样的大小背景之下，框定了农民
维权的活动空间，使现实中的农民维权抗争更多表现为介于“日常反
抗”和“法权模式”之间的某种“中间地带”：他们的抗争，既没有那么“被
动”，仅仅限于使用“弱者的武器”，也没有“拔高”或 “主动”到旨在宣示
和确立农民这一社会群体抽象的“合法权益”或“公民权利”的政治性抗
争，即使他们打起各种“保护农民利益”的标语口号；他们的集体行动虽
具有一定的组织性，但组织松散，是一种“权宜性”存在，不具有明确宗
旨、分工严密甚至形成决策的机制；在一定条件下，农民的抗争可能会
与地方政府或有关部门发生冲突，但这种冲突常常是突发的，而不是有
预谋的，冲突的结果通常是适可而止，双方鸣金收兵，而不是不达目的
誓不罢休，甚至在发生冲突后双方都为修复关系做着或明或暗的努力。
概言之，所谓农民维权活动的“中间地带”，并不是指农民的维权活动固
定在某一点上，而是指农民的维权抗争既有“日常反抗”的内容，也有运
用国家政策和法律作为依据，在一定程度或结果上也许会触动国家政
治体制的神经，但它并非是农民的自觉意识和自觉行动，它无法达到旨
在宣示农民群体存在、挑战整体利益格局，进而培育农民的公民权意
识、壮大公民社会、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纯粹的政治抗争”（申端
锋， ２００９ ： ２８１ ）。

基于对“以法抗争”解释框架下得出的中国农民维权已走上政治化
道路的结论的质疑，本文采用“事件—过程”的分析路径，通过对广西东
北部两个村庄征地案例的详细考察，对农民维权行动因各种掣肘从而
只能框定在“日常反抗”和“法权模式”之间的状况展开阐释，并进一步
拓展“规则模式”解释框架。本文把这种行走在“中间地带”的农民维权
活动解释框架称为“理法抗争”。这里的“理”指植根于农民具体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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