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5 - 《社会》2013年第6期

社会· ２０１３ · ６

向，甚至走上了争取“公民权”的道路。已有学者指出，受“依法抗争”概
念的影响，当前的农民抗争研究过于强调抗争过程中的策略，忽略了抗
争中伦理的重要性（吴长青， ２０１０ ）。其二，“法权模式”有情感介入和价
值预设先入为主之嫌，容易陷入意识形态的思辨陷阱，因为这种解释模
式突出的是抗争行动的政治含义。以于建嵘（ 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５犫 ， ２００７ ）为例，
他关于中国农民维权历史进程的观察，呈现了“日常反抗”—“依法抗
争”—“以法抗争”的单线进化图谱，提出了“要在政治上重新认识中国
农民”的命题（于建嵘， ２００９ ）。已有不少学者质疑他凭什么对农民的维
权进程下这样一个“泛政治化”的判断？其三，“规则意识”不能等同于
“规则”本身。裴宜理虽基于中国式“权利”观念的解读，讨论民众抗议
与政府回应之间的特殊关系，但正如其指出的那样，这是一种规则意
识，并非规则本身。也有学者指出，裴宜理所讲的规则主要指国家的法
律和政策（陈鹏， ２０１０ ）。但在裴宜理的通篇论述中，国家的法律和政策
不过是作为中国民众抗议的制度背景而存在，至于民众在抗议中到底
运用什么规则、如何运用，裴宜理并未具体指出。其四，这些解释框架
在论述农民维权时，“只有社会而无国家”，多囿于地方政府与农民之间
的双边关系，忽略了中央政府及其近 ２０ 多年来关于农村社会经济政策
的变迁和因农民的大量抗争事件而做出的积极的政策调整，没有把中
央政府的农村经济政策调整、地方政府及农民之间的关系放在一个整
体性的关系框架内作历史性的理解（田先红、焦长权， ２０１２ ）。

二、理法抗争：农民维权活动“中间地带”的解释框架

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于建嵘所提及的 “典型案例”并不是农民维
权活动的常态，政治化也不是当前农民维权行为的普遍特征（吴毅，
２００７ ；何绍辉， ２００８ ；王国 勤， ２０１１ ；黄振 辉， ２０１１ ）。应 星（ ２００７犪 ）亦 认

为，农民群体性利益表达的“草根动员”之组织性，与其说是政治性的，
不如说是“去政治性的”。应当指出，虽然当前农民维权的背景愈加复
杂，但农民的很多维权活动实际上还是经历了一个从原始到复杂的反
抗过程（李晨路、赵旭东， ２０１２ ）。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特征，仍然
是吴毅所指出的在“熟人”和“半熟人”社会基础上、以官权力为核心来
配置社会资源与关系网络的社会。这种“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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