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8 - 《社会》2013年第6期

农民维权活动的理法抗争及其理论解释

民倍感困惑和无力的地方。其三，根据笔者田野工作的经历，农民的反
抗不是因为首先他们感觉到对方在“违法”，而是因为对方在“不讲理”，
感觉到自己“被欺骗了”或“被欺负了”，抗争行为因不合他们经验中的
情理而起。在抗争策略的选择上，农民首选也不是“法”。尽管在本研
究的案例中，薛永颂曾运用自学到的法律和政策知识就土地补偿标准
问题与征地工作人员有过“唇枪舌剑”，但其此后的行动证明，他并没有
一条道走到底，实际上是在情理内核上附以法律外壳。近年来的一些
征地案例也显示，如果一味强调“依法抗争”或“以法抗争”等抗争策略，
农民维权就会陷入无效表达的困境，致使维权行动流向一个追求过程
的情感行动（董海军、代红娟， ２０１０ ）。所以，笔者不用“法理抗争”概念，
是为了避免“法权模式”解释框架背后暗含的农民“知法”、“懂法”且会
“用法”的虚构假设和单线进化的泛政治化倾向。
本研究将农民的维权活动视为一种社会行动，不仅重点考察农民
维权的取向，还特别考察农民维权过程中的心理取向。在这里，社会行
动的取向不仅指诸如行动者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的标准等
的规则体系，也涉及行动者为何要这样做，而不那样做等有关行动依据
的问题；心理取向则主要考察行动者行动时的心理状况、感受和事后的
反省，通过两种心理活动的对比，展现农民维权过程的真实内心世界，
揭示农民自身对于其维权行动的看法。由此来观察和分析当代中国农
民维权抗争的特点就会发现，处于“中间地带”的农民维权活动，既有社
会现代性的内容，也有中国传统乡土社会方面的习惯；农民的抗争与
否、对象为何、如何抗争，维权到什么程度、如何处理与抗争对象之间的
关系、如何达致目标等问题的基准介于讲“理”和依“法”之间，是一个

“理”与“法”交汇的场域，并且常常是“此消彼长”。
三、厦村和薛村的征地故事

贺市位于广西东北部，东与广东省清远市、肇庆市毗邻，北连湖南
省永州市，西距桂林市 ２００ 公里，地处三省交界处。目前总面积 １１８５５
平方公里，辖 ２ 区 ３ 县，共 ５９ 个乡镇街道办事处， ２４０ 万人口。如同中
国其他地方的地市化进程一样，自 ２００２ 年撤地设市以来，贺市积极推
进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城郊建设用地面积不断扩大，许多农民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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