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3 - 《社会》2013年第6期

社会· ２０１３ · ６

干部的“枉法”行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是一种有关集体具体利益的
抗争。这种新型的农民“依法抗争”方式在内容和形式上兼有政治抵抗
和政治参与的特点，它标志着中国农民在政治意识和政治行为上正经
历着一个历史性的转变。于建嵘（ ２００４ ： ５５ ）则认为，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
后的中国农村，特别是社会冲突比较激烈的中部地区，农民抗争的方式
和内容在许多方面进入了一个“以法抗争”的新阶段。“以法抗争是以
具有明确政治信仰的农民利益代言人为核心，通过各种方式建立相对
稳定的社会动员网络，抗争者以其他农民为诉求对象，他们认定的解决

问题的主体是包括他们在内并以他们为主导的农民自己，抗争者直接
挑战他们的对立面，即直接以县乡政府为抗争对象，是一种旨在宣示和
确立农民这一社会群体抽象的‘合法权益’或‘公民权利’的政治性战
争”。两者的区别在于，“依法抗争”介于政治抗争与政治参与之间，是
在维护既定权利格局的前提下对具体利益的争取；而“以法抗争”则已
接近于纯粹的政治抗争，是对整个权利格局的挑战（于建嵘， ２００８ ）。于
建嵘的“以法抗争”模式很容易让人将之与李静君（ 犔犲犲 ， ２０１０ ： ７１ ）关于
中国工人维权行动的“阶级模式”的解释对应起来，似乎中国工人阶级
和农民阶级均逐渐实现了从“不平等”向“不公正”的认知转变，进而追
求“公民权”的表达和诉求 （ 犔犲犲犪狀犱犛犲犾犱犲狀 ， ２００９ ）。
第三种是以裴宜理为代表的“规则模式”。在《中国式的“权利”观

念与社会稳定》一文中， ２ 裴宜理（ ２０１０ ）质疑了西方学界关于中国民众
抗议活动的“权利模式”解释倾向，认为中国语境下的“权利”用语与西
方社会所用的“权利”一词的含义有着本质区别。在中国，从孟子直至
毛泽东时代和现在，人权首先被理解为生存权（孟子提出）和发展权（中
国的政治领袖们从 １９ 世纪晚期开始提倡，后被毛泽东加以特殊系统
化），这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好的政府必须建立在保障普通群众基
本生活的基础之上。与此相适应的是，权利被理解为由国家政府权威

２． 裴宜理的这篇文章，原名为《中国人的“权利”观念———从孟子到毛泽东延至现在》，发表在
２００８ 年《国外理论动态》第 ２ 、 ３ 期上，后改名为《中国式的“权利”观念与社会稳定》，发表在
２０１０ 年《领导者》第 １ 期，做了一些修改。原文可参见《领导者》官网： 犺狋狋 狆 ：／／ 狑狑狑．２１犮犮狅犿．
狀犲狋 ／ 犪狉狋犻犮犾犲狊 ／ 狉狑犮 狇 ／ 犪狉狋犻犮犾犲 ＿ ２０１００１２０３１９．犺狋犿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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